这件事情后来有别人跟我分析，说你伯伯其实还是很愿意让你读了高中上大学，或者能留苏也是个很好的途径，也是国家的需要，但是他又不能明确地跟你这么讲，因为他讲话影响就太大了。但我并未这么想，也并未后悔！

记者：毕业后您如愿以偿，果真当了乡村女教师，现实生活跟你理想中的一样吗？

周秉德：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当时我被分配到了朝阳区一个农村的中心小学教书。到农村去我过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是很充分的，我想农村各方面都很贫困，我想的是煤油灯，甚至是烧柴禾啦。到了学校一看，学校里面有电灯，有电话，而且还有街道，街道上还有小卖部，我觉得满意极了。现在回想起来，在物质条件上不做高标准的追求，我们就可以“知足常乐”！

但是上起课来就比较麻烦。当时我只有18岁，教四年级，一开始很没经验。而且农村的孩子上学也晚，都跟我差不多大小，有时候把我气得哭鼻子。后来我就想办法让同学们安静下来，表扬啊，讲故事啊，等等。可是刚刚有一点好转后，因为政治的需要，我又离开了学校，被调到区委机关。

很长时间我一直希望回到教学第一线，但是几十年来，我们这一代人，工作都是服从组织分配，也没有机会再回到教师行列了。

自己拉嫁妆的新娘子

在选择伴侣的问题上，周秉德完全不像在选择职业时表现得那样有主见，特殊的家庭背景让她在处理感情问题时慎重了再慎重，以至到了26岁还待字闺中……

记者：您的婚姻问题，听说您伯父伯母没少操心，大概先后接触过几个比较优秀的人，但是却迟迟没有解决，直到27岁才结婚。为什么，是不是您的条件太高？

周秉德：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比较慎重的，一直都比较看重爸爸、妈妈和伯伯、伯母的意见。刚毕业教书的时候，当地有一个年轻的派出所所长跟我挺谈得来，后来得知他的父亲在政治上还有些小问题，我伯母认为不太合适，就断了联系。

后来又有一个留苏回来的军人，各方面都很优秀，我们谈得也挺投机。但是后来跟苏联的关系破裂后，有一次我去看伯母的时候，她跟我聊天，挺紧张的，怕房间里有窃听器，所以到院子里去聊。伯母给我讲，你看中苏关系这么恶劣，苏联的克格勃很厉害的，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探听我们的情报。如果你要找一个留苏回来的，他在苏联有好多同学，这些同学跟他聊天的时候，会不会因为知道和你的关系，无意地，他也可能会被人利用起来。她这样一说，我就完全理解她的意思了。我觉得我的事情一定要服从他们的大局，我就跟这位男同志断了。断的时候人家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也没法说出是什么意思。

再后来，我妈妈的干姐妹有一个亲戚，这个男同志大我几岁，表现不错，各方面也都挺好，又是个党员。见面以后，觉得还能谈得来，我伯母就带着一块去玩，还照了相，都觉得挺好的。但是后来我伯母帮我了解到，这个同志有些细节不是很完美。她从来不强求我什么，让我自己拿主意。我当时还是想追求完美一点，所以很快跟他断掉了。断了以后，那个同志又找了我几次，但是那时候我就很坚决了，我回绝了他。

这时候我就二十五六岁了。

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在当时就觉得很大了似的，妈妈也着急，就跟别人说。后来我伯伯的一个生活秘书叫何谦，他说他楼上沈钧儒家有个孙子，叫沈人骅，30多岁，在济南部队里当军人。我妈妈听了就觉得很好，后来他回家探亲的时候，我们在何谦那里见了一面，一块谈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