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同志们特别关心，而且很细心。师哲叔叔曾经是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后来苏联把他当成反革命奸细关了起来，我们的几届大使，好多人都没有把他救回来，后来我父亲去了以后解决了他的问题，把他救回来，而且把他带回来了。1945年，师哲叔叔曾担任过我父亲的政治秘书。他因为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又长期待在苏联，所以和夫人、女儿失去了联系，谁也找不到谁。七大召开前夕，要盖一个礼堂开会，我父亲负责选址，就到处找地址。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小孩，就聊起来了，聊的一些身世使我父亲一下就联想到师哲。他就问这小女孩，你妈妈在哪，小女孩就告诉她妈妈在哪，问你爸爸呢，她说我不知道爸爸。于是我父亲就跟着她去见这个小孩的妈妈。一见果然是师哲的爱人。后来我父亲就把孩子带回延安，把师哲叔叔高兴得要命。

在转战陕北的时候，我父亲是司令员，当时什么都要管，所以行军到一定的地方，其他首长、同志，只要有居住的地方就休息了。但是我父亲不行，他要去管。毛主席他们住的条件好不好，警卫派好了没有，马有没有草吃，马拴好了没有，同志们都住下了没有，电台安上了没有，他都要关心一遍。他要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以后，才能休息。有时候，想起一件事来，爬起来就做。我父亲是五大书记里最年轻的，却走得最早。他确实是太辛苦了。

记者：在党的五大书记中，您父亲与毛主席相识最早。您父亲去世时，毛主席曾亲自为他执绋扶灵柩，是不是他们感情特别深？

任远志：我父亲是湖南湘阴人，毛主席是湖南湘潭县人，他们是老乡。在湖南第一师范，我父亲在附属高小部读书时就认识在高年级读书的毛主席。1920年父亲去苏联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主事，积极鼓励我父亲去苏联，毛主席是很器重我父亲的。

老前辈曾告诉我，1941年党内整风的时候，从整风到自救到肃反，有扩大化的趋势，有些做法过分了，别人其实也看出来了，唯独我父亲敢说，他说主席啊，如这么弄的话，都是特务你还怎么革命啊。所以后来整风运动才慢慢缓和一点。

他们感情很好，但也有争执的时候。1947年3月，由于胡宗南的大举入侵，毛泽东、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我父亲就和毛主席、周总理留在陕北，组成了中央纵队，而刘少奇、朱德领导中央工作委员会，赴山西临县三交镇。那时候情况比较危险，他们每个人都有化名。我父亲是司令员，所以他的化名就是史林，实际上是司令的谐音；陆定一是政委，他就叫郑位；周恩来叫傅必成，毛主席叫李德胜。

临分手的这一天，刘少奇和朱德一再叮嘱我父亲说：“你们的任务很重大，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所以就等于把保障领袖安全的重担托付给他，字字千斤啊。因此我父亲就感觉担子特重，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后来被敌人围住的时候，我父亲当时是中央纵队总司令员，他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想把部队往边上撤。毛主席就不同意，他主张往另外一个地方撤。他们当时吵得特别激烈，后来主席说撤了你的职，就把他撤了，让总理来带队。

他们俩也打，也好。到了北京我父亲抱病召开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和筹备5月4日召开的全国青年大会。可能是精神上的兴奋和极度的劳累，出现了昏迷的症状。毛泽东得知后，特派人送来一缸红鱼，并亲笔写了封信，说：“弼时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