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在一个适合婚育的男女人数相当的社会，如果像卡德罗夫提出的那样，1个男人可以娶4位妻子，那就意味着平均1个女人可以在4个男人中挑选一个适合做自己丈夫的人，那对无房无车的男人们来说，这将是一个多么差的坏消息；对那些更愿意享有四分之一个诸如贝克汉姆这样的成功英俊的男人，而不愿意做北京一位穷流浪汉的唯一妻子的女人 来说，一夫多妻制也算是更理想的安排。而在车臣那个适合婚育的男性偏少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更是令女性处于不利的位置。男人们可以左挑右选，或者脚踩几条船，而可怜的妇女们却要么在较低的条件下接受男人求婚的要求，要么是一辈子都嫁不出去。

在一夫多妻婚姻制度下，随着男人娶媳妇的代价上升，女人得到的收益就会增加。这也就难怪在一夫多妻的社会，很多女方家庭都从女儿嫁娶中收到不菲的彩礼。而一些原来不想结婚的女性在婚姻条件改善的情况下，也会选择结婚，这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利的。

在现代社会，有钱的男人不得不遵循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但也有不少男人包养情妇和二奶，这实际上是变相的一夫多妻制度：由于二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不如合法的妻子，因此，出轨的男人常常不得不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二奶更多的补偿，以弥补二奶在合法性上的损失。

与这种变相的一夫多妻制度相比，古希腊雅典城妇女的命运就更为悲惨了。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举为雅典的首席执政官。这位将雅典公民按照纳税多少划分等级的执政官，也给予每位雅典妇女一个固定的角色。梭伦认为，一个希腊男子拥有多个女人，她们的角色一个是妓女，一个是姘妇，一个是生儿育女的老婆。在雅典，明码标价的色情交易丝毫不会受到社会的指责，有的雅典人甚至公开宣称：“妓女是我们的泄欲工具，姘妇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护理者，老婆给我们传宗接代并老老实实地守着我们的家。”因此，雅典那些有钱人在外边找了女人，既不用承担一夫多妻制度下做丈夫的责任，也不用像现代一些出轨的有钱人那样必须给予“二奶”更多的补偿，因为整个社会就认为妓女或姘妇的地位是低下的。

如果取消定额配给，我们个人的命运也许会走向两个极端：如果我有钱，我就能娶上几位妻子，如果我是穷光蛋，也许就因为支付不了娶妻的高额费用一辈子打光棍；或者如果我足够优秀，就会成为像许三多那样的士兵，否则就因为应付不了更激烈的竞争被早早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