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穆里尼奥在切尔西获得成功使用的433阵型并不是他的首创，在1974年的第7届世界杯上，巴西队便在424阵型（4后卫、2中场、4前锋）的基础上运用了433阵型，左边锋扎加洛一个人即担任左边锋又任前卫。但穆里尼奥改变了其前任拉涅利一贯使用的以防守为主的442阵型，最大程度发挥罗本、达夫和德罗巴的优势，从而带领切尔西走上了历史上的巅峰时期。这便是熊彼特阐释的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创新并不一定是发明新的产品，更多的是把手中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保证，这一条规律不仅仅适用于企业，在例如足球领域同样适用。而人类家庭中的家长需要的同样是以创新为第一特点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过去的家庭兴旺的重要标志是四世同堂，家庭的家法非常森严，尊卑有序，晚辈早饭前和晚饭前都得问候长辈，这就是所谓的“晨昏定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中国社会的节奏，促进了家庭组织模式的变革：如果要做一位出色的家长，你就必须在维持家庭存在的几种要素 对爱人的情感投入、对孩子的人力投资、对家庭其他成员的投入进行合理安排。

一位遵循中国传统社会沿袭下来的家庭制度的家长在现代社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种尊卑有序的大家庭运行的成本太高，家族成员需要在尊敬长辈的礼节上花费太多成本，而这方面的收益过低，除非你是一个有李嘉诚那种经济实力的家长，精神需求相对而言远比物质需求稀缺，你才会这样做。因此，“五四运动”之后那些像小说《家》里面的高觉慧一样的敢于冲破旧家庭束缚的人，也和狂人穆里尼奥、“偏执狂”乔布斯一样，都属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一类人。

为什么企鹅王国的变革会失败？

熊彼特把企业生存的动力归结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然而，任何创新的行为都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当创新的成本高于其收益时，企业的创新行为往往难免流产的结局。

创新必然是舍弃掉一部分旧的东西，而稳定则是对固有模式的深化，个人、企业或者政府的业绩都是依靠“创新”与“平稳”这两条腿迈开步子，所谓聪明人做聪明事，既是掌握这两条腿的节奏，如果有一条迈得太快或者有一条走得太慢，结果不会是摔得头破血流就是拖累得令人精疲力竭。“创新 稳定 业绩”的三元悖论其实只是一个伪命题，但很多管理者常常在这个问题上患得患失，或者是不分轻重缓急，给团队带来重大损失。

苹果公司在创立之初，曾在公司的楼顶悬挂海盗旗，向世人宣称“我就是与众不同”，显示自己崇尚创新、张扬个性的企业文化。然而过分追求个性的文化差点葬送了苹果广大的市场。苹果是电脑世界孤芳自赏的“奇葩”：她是世界上唯一不与IBM PC兼容的机型，她拒绝授权其它电脑生产商深受欢迎的Macintosh软件，这让苹果失去了许多欣赏者，最终几乎孤零零自我凋零，1997年差点被转卖出去。直到乔· 布斯重新入主苹果公司，与微软达成5年专利交叉许可协议，进行公司改组，苹果才没落得一个“花自飘零”的凄楚下场。

与苹果的“海盗”战略不同的是，日本的企业却比较强调制度，在松下电子，员工上下班的控制形式也像小学生上下课一样，依旧是打铃，公司认为“严一点大家都崩得很紧”，这有利于工作。

任何组织都必须根据自己经营的实际情况进行理性选择。美国加州大学的加拉格尔· 哈德利（BJ Gallagher Hateley）博士在《谁把孔雀变黑白？》一书中用一个富有寓意的关于企鹅王国的故事，讲述了不考虑企业经营实际情况、盲目创新所面临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