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芝庭顿觉头皮发麻！

正巧此时，植梓卿为霍芝庭办的葡萄牙国籍，由澳门当局发了下来。霍芝庭仅在半年前随植兄办理备案手续，在葡属澳门小住了一夜，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堂堂正正的葡籍“朱达兰”先生。“朱达兰”顿觉腰杆硬了，仍大张旗鼓开赌。

不日，桂军“和平”攻克广州城，陆荣廷率部从佛山开进广州。陆督马上张贴安民告示，抚恤人心，“商可乐业、民可安居”云云，就是没有一条涉及禁赌。广州的公赌私赌依然，众赌商心中久悬的沉石落地。

广东拒赌团体，借传媒发起公众舆论，指责督军府和省政府自食其言，没有禁赌。当局的借口是“收回废币展限３个月，赌禁不宜速行”。这个借口似乎理由充分至极。在胡陈执政和龙济光治粤期间，广州纸币充斥于市，大幅贬值，商民怨声沸腾。在袁世凯任总统时，北京政府曾向外国银行借款１００万英镑，交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照纸币面值的五成收回销毁。目的是稳定民心，巩固龙济光在广东的统治。但是，废币（规定作废的某几种纸币）要换成硬通货币，对普通商民来说，实在是太难。要通宵达旦排队，排队不是被黄牛党挤得永远排不到窗口，就是银行以种种理由宣布今日库存银元已告罄。与官办银行有特别交情的人士，大做兑银经纪，赚取不俗的佣金。废币兑换硬币如此之难，赌商们一律不收纸币，而只收硬币。

官厅与霍芝庭订的协议规定：“山铺票可收废币票资，所收废币，银行不得拒兑。”这样，全城持有废币者，可以借购买山铺票而达到废币脱手的目的。霍芝庭以２元废币兑换１元硬币的比率，给中彩者派彩和交予银行兑换。霍芝庭借“方便商民”之名，掀起山铺票狂潮，盈利甚巨，完成４０万的月饷绰绰有余。

收回废币的期限到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底，这等于说，山铺票公赌可依法经营到１０月底。令人不解的是，私赌沾公赌的光，也未遭到当局的查禁。

因为霍芝庭与龙系陷得太深，况且济军与桂军是敌对双方，龙济光的卫士还在“海珠事件”中枪杀了陆荣廷的谈判代表汤觉顿，所以，笃信无官不贪的霍芝庭，这一时期并没有进行金钱运动，对速禁或弛禁，听天由命。

快到１０月底，广东当局并没有任何禁赌的迹象。拒赌团体诘问当局，督军府的答复是“须信守诺言，俟承商期满再议”。

这一消息传出，霍芝庭又惊又喜，没想到陆督比龙督还要“痛快”。龙督一开始特别关照麦竹寰，赐其总厂赌牌，而陆督甫下广州，他的治粤大计，仿佛就是为霍芝庭度身制作的。 霍芝庭很快明白陆荣廷为何信守龙济光手中的开赌协议。他们一脉相承：无饷不成军，军向民筹饷，而民众又不甘愿直接捐饷于军方，必须到赌局转他一转，最后转到军方手中。 按龙济光时期所定的协议，试办３个月期满，当局理应与山铺票承商（霍芝庭）“再议”。霍芝庭未参与“再议”，而是督署的一个军官单方面通知山铺票月饷１１万余，全年总承饷１３０万，比麦竹寰承办时期高出５０万。霍芝庭认为陆荣廷让他继续承办山铺票，够关照了，未有异议。当局与承商，都未对外公布再议结果。

过了１０月，广州赌风不仅未敛，还越演越烈。京穗两地的拒赌人士纷纷抨击陆荣廷。当时言辞最激烈者，乃《南越报》主笔李汇泉，他在报上发表社论强烈谴责陆荣廷，并揭露陆荣廷在广西开赌的劣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