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斯所举的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讲述左宗棠将军在甘肃如何获得作战的经费。他说："这是一件日常发生的事情。在江苏征集到的财政收入，作为协饷划拨给甘肃。税票上显示的是库平两，而支付的是本地两，接着要转换为漕平两以划拨到上海，在那里又转换为沪两，再次转换为漕平两以划拨到甘肃（假设是汇票划拨），到了甘肃又以本地两接收，然后转换成库平两来跟江苏结算，再转回本地两以便存在银号，再转换为库平两与国库结算，还得再换算为本地两或现金以便分发支出。这不是一段滑稽文字，而是纪实的描述，我们看到一系列多达九次的换算交易，每次交易都会产生至少相当于营业额的千分之二点五的赢利，这还没有计算从一地到另一地实际转账的交换率，也没有涉及'压榨'纳税人的问题。何况，过去总是采用和现在仍然经常采用的资金划拨方式，是把实实在在的银子从江苏运送到甘肃，这并没有将上述的换算运作减少一步，还因为旅途运输和护卫的费用而大大增加了成本，那是真正漫长的旅行，必须用月份而不是用日子来计算。"［5］

为了说明帝国的财政收支，研究者帕克开列了一份表格，给出了19世纪最后10年每年的大约数额。

根据上表，支出超过了收入。然而，在1850年以后的任何一年中，实际情况如果不比这份表格反映出来的更糟，帝国政府就会欢天喜地了。帕克说，这些数字是在过去20年内总督们小心翼翼给皇帝提供的估算。"这些统计明显是有缺陷的，因为就其中每一项的数字而言，很少能够在本年度获得。"［6］由于这些统计数字的粗略性，我们可以相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之前的任何一个年度，总计数字都只能代表对帝国财政收支的不严格的估算，或者仅仅是中央当局记载的数字。这表明，上表给出的财政收入，远远赶不上纳税人缴纳的数额。还是引用帕克先生的话来说吧："尽管帝国政府已经腐化，尽管百姓能够容忍被政府敲诈勒索掉3倍于财政收入的税收，但和西欧各国每人3镑的人头税相比，他们从来没有缴纳过每人3先令的税收，包括地方收费在内。"［7］

总体而言，清政府对汉人盘剥较轻。大多数文官都是汉人，凡是没有暴力动乱的地方，纳税都会照常进行，汉人群众很少意识到他们当中有满人。考虑到帝国的面积、人口和财富，皇家宫殿的花费和其他皇室相比是适度的。就连25万个满洲旗人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只是支撑了他们的闲散安逸，却并不奢侈，但这比浪费还要令汉人愤懑不平。不过，中央政府在各方面运作的积极强大的功能，随着乾隆的逝世而停止了。从那以后，除了对黄河水利工程的几次拨款以外，中央政府放弃了大部分类似的功能。帝国成为一组半自治的省份，每个省份主要维持本身的生存，省内的每个地区也是如此。于是政治凝聚力几乎全部丧失，国内的压力驱散了王朝剩余的力量，国外的压力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这个曾给中国带来150多年宏伟气象的王朝，在剩下的100年里把这个国家引向了极度的虚弱与涣散。满人走到了"天命"任期的尽头，不是因为受到高压，而是因为人间万事都要经历的最普遍的过程--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