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登上“伊丽莎白女王”号以后，那种无所不能的激情渐渐减退了，我认识了一个名叫吉姆·杜兰的爱尔兰人，他让我对进入哈佛即将要面对的竞争充满了恐惧。吉姆学做了几年牧师之后又学了会计，他自称是爱尔兰会计专业顶级的毕业生。他细数了自己在会计学方面的多项成就，听他说完以后，我想我完蛋了，我甚至连资产负债表都看不懂。后来我发现吉姆在哈佛成绩平平，但他后来成了我在学校开办的洗衣店的合伙人，也是我婚礼的伴郎之一。此后他做过爱尔兰政府参议员，也曾在世界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在爱尔兰他还是工商管理专业的教授——但是当时在船上他真是把我吓到了。

其实我对于那次旅程的大部分记忆都和学业无关。我在船上认识了一个得克萨斯女孩，她的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但那件事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和船上一名男服务员成了朋友，他安排我参加了头等舱举行的派对。在派对上我靠后站着，观察头等舱的客人都做些什么。后来他们开始玩一个游戏，两个人用下巴夹着一个苹果跳舞，能够保持苹果不掉时间最长的一对就算赢，奖品是一瓶香槟。没想到和我共舞的是一个漂亮的得克萨斯女孩，我们赢得了那瓶香槟。

我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所以我决定坐下来和她一起喝香槟，喝光了以后，我邀请她到甲板上走走。当我们漫步在甲板上的时候，我想我应该牵着她的手才对。就这样我们手牵着手朝救生艇走去，当时天色有些暗，我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希望她能顺势靠在我怀里。她转过身来对我说：“今晚我非常愉快，吉姆，但是你要知道，我是戴了胸针的。”

我那时从没听说过美国人这种胸针习俗——男孩子会把自己大学兄弟会的胸针送给自己的女朋友。“非常抱歉，我能否帮你取下这个胸针？”我说道，心想这样就更加刺激了。

她看着我，以为我疯了。随后她仔细为我解释了胸针的重大意义，原来戴胸针和订婚的意思差不多，她已经是一个得州男人的未婚妻了。我回到了经济舱，再也没有遇见她。但我给父亲写信时提起了这件事，让他给我寄一打悉尼大学的胸针，说不定这些胸针能在哈佛派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