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澳大利亚为我提供的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何其巨大，但最终的事实证明，回到澳大利亚发展为我后来的国际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奥德的最初两年，我与迈克尔·格利森–怀特共事，我们是在瑞士洛桑相识的。那时，迈克尔是投资银行领域最活跃的合伙人，当时他直接向董事会主席查尔斯·奥德汇报。迈克尔是定居澳大利亚的英国人，他身材高大、风度翩翩并且才华横溢，是澳大利亚第一批致力于市场国际化的专业人士之一。迈克尔对于开发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在他的支持下，我努力填补澳大利亚金融业务中的一些空白。当时，我们与Sir Ian Potter公司、JB Were公司及其他几家公司之间既存在合作，又存在竞争，我们共同打造着一个全新的行业。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机会，在这里创新精神不可或缺，创造力也能够得到锻炼和提升。除了一起从事股票交易及经纪业务以外，在我的朋友及合伙人吉勒斯·克里格的指导下，我和迈克尔尝试在上述业务中组建全新的投资银行部门，并涉足企业并购以及企业客户的债务筹集业务。当时，我们正处于国际金融界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许多国外的银行家和实业家纷纷到澳大利亚寻找各种商业投资机会，尤其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基础的风险投资。

1963年11月底，我们正期待着第一个孩子的降临，但伊莱恩意外早产了，提前了整整11周。我们匆忙赶到医院，不知道事情将会怎样。4天以后萨拉·雷切尔出生了，体重只有两磅。产科医师马尔科姆·科普尔森通过人工呼吸对萨拉实施了紧急抢救，但我们不知道她能否活下来。儿科医师威尔弗雷德·凯里及马尔科姆彻夜守候在我们的小宝贝身边，盼望她能活下来。医院上上下下都竭尽所能挽救萨拉的生命，我们对此万分感激。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每天都去医院看望萨拉。透过玻璃窗看着我们小小的孩子，我们感觉萨拉比一块两磅重的黄油大不了多少。

医院最初认为萨拉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我们十分害怕会失去她，但随后的每一天，当我隔着保育室的窗户往里看时，我都能感觉到她在成长，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凯里医生说从医学的角度无法解释萨拉幸存的原因，可能是萨拉自身的求生本能使然。婴儿只有具备某种求生的本能，才能克服种种困难生存下来。6周后，当我们最终把她抱在怀里时，我激动得泪流满面。萨拉的幸存简直就是奇迹，她开始茁壮成长，很快医生就告诉我们可以带她回家了，比医院预计的出院时间提前了整整一个月。

正像所有刚刚为人父母的夫妻所担心的那样，对于如何照顾好萨拉，我们缺乏足够的信心，常常为她的成长感到焦虑不安。我们对她的关注和鼓励远远超过了她的正常需要。尽管她的发育较同龄人稍慢些，但她非常机灵，直觉告诉我们她一切正常。她会看着我的眼睛冲我微笑，我们能够感觉到她的头脑十分机敏。不到两岁，她就已经弥补了实足年龄和出生年龄之间的差距，跟正常孩子一样了。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两年后，伊莱恩在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又一次意外早产，这一次提前了几周。当天下午她在海滩上吃了一袋梅子，之后肚子疼，我们当时以为是反胃，没想到这就是早产的迹象。当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宫缩，我赶忙跑下楼去叫卡特太太，她是林赛宅邸的保育员。随手抓了几样东西，我们就急急忙忙赶往医院。

我们几乎刚刚迈入医院的大门，娜奥米·罗斯林就降生了，她看上去既健康又漂亮。产科医生和伊莱恩打趣说：“你当时肯定知道自己快要生了。”伊莱恩感到很沮丧，而我却对孩子的顺利降生喜出望外，因为这次我终于可以立即将娜奥米抱在怀里了。这也让我意识到我们错过了很多与萨拉亲近的机会，而萨拉失去的更多。让我们不解的是，尽管娜奥米出生时体重正常，但实际上她的身体一直更为虚弱，两岁时她的体重还不到20磅。不过，当我们带她回家时，护士们都说我们很幸运。娜奥米的性格异常安静，而且她后来始终都是这样。

自从有了这两个小家伙，我们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平时我每天都上班，只有周末才能照顾两个孩子，因此我对她们十分溺爱。伊莱恩则不同，她每天在家照顾孩子，帮助她们树立价值观，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我的父母一开始来得并不多，只是偶尔过来看看我们。但当我母亲开始每天下午都来看两个孩子时，伊莱恩感觉无法忍受，为了打破这个习惯，她开始带孩子们去公园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