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中，我面临着艰巨的学习任务。很简单，我要么学习，要么走人……随着纽约生活的渐渐展开，我对公益事业越来越感兴趣。我想在美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除此以外我也希望能做些别的事，一些不需要用金融术语衡量的事。我认识到，通过参加公益事业，我不仅能够为其他事业出一份力，还能丰富自己的阅历和知识面。

美国的业务对于施罗德家族来说非常重要，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金融城的业务陷入了停顿。纽约施罗德银行成了施罗德家族利益的关键，在周边多家银行遭受损失的情况下，它为施罗德家族的财富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保存了施罗德金融王国的实力。施罗德家族已经深深意识到他们的德国血统以及由此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带来的紧张局势，所以纽约成了这个家族的保护伞，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施罗德集团90%的利润都来自美国的业务经营。在国内业务上，纽约施罗德银行无法与美国大型的货币中心银行展开直接的竞争，但在拉丁美洲，尤其是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的业务扩展，使其成为在纽约这一城市超越时代局限的专业金融公司。纽约施罗德银行在国外市场、外汇交易以及国际贸易融资方面的业务彰显了该银行的独特性，并为经营这些业务的美国公司以及美国和外国商业银行带来了真正的实惠。

现在我得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掌管纽约施罗德银行，评估它的优劣势，并为未来的发展制订计划。我的目标是提高银行的专业能力，同时在公司中推广一种观念：我们是全球施罗德集团的一部分，应该与新老客户一道寻求从现实的全球银行业务中获利的机会。我们必须将这个多元化的、不断成长的新生国际市场利用起来。依据美国银行规范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规定，纽约施罗德银行不得承销、发行股票或债券，不得与投资银行竞争，但是我们可以从伦敦总部或施罗德集团在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或瑞士的分公司发掘客户。

我们在施罗德集团内部的拓展引发了伦敦高层的抱怨。他们强烈认为纽约施罗德银行只是一个有限的专业组织，因此这种业务范围的延伸应该从伦敦总部开始。施罗德·瓦格公司董事长迈克尔·维里将施罗德家族对北美市场的执著进取视为业务重心的很大分散，他似乎很高兴由我来负责纽约施罗德银行的运营，但前提是我不会以任何方式对伦敦本地的业务造成影响。戈登·理查森一直支持着我，他花了大量时间在纽约指导我的工作，并将取得的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全球性的业务，同步添加到伦敦总部的业务中去。

考虑到我们只是在纽约生活几年而已，我和伊莱恩决定将伦敦南肯辛顿区的房子租出去，先到纽约第五大道大都会博物馆对面的斯坦霍普酒店暂住。带着3个孩子住在酒店里很不容易，但好在伊莱恩的父母都在附近——他们当时刚从新罗谢尔市搬过来——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最后，在纽约施罗德银行的帮助下，我们在公园大道买了一套四居室公寓。我们还把孩子们送到纽约一家男女同校的私立学校——多尔顿学校读书。

搬到新家几个月后，我参加了银行为高管安排的强制性体检。两天后，我去医院做了一个腹部手术，切除了结肠肿瘤。虽然活组织检查结果为阳性，但医生告诉我他已将肿瘤完全吸出，只要按时复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真是死里逃生。如果我们没有搬来纽约，没有参加这个高管必做的X射线常规检查和体检，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想到这一点我就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