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正的华尔街公司工作的第一年让我大开眼界，这里庞大的规模和巨大的操作力量让我惊叹。在业务类型和纽约市场方面，我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现在想学习新的知识，同时还希望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我们的客户群和资金来源，把自己的经验贡献给所罗门公司……克莱斯勒是我存在的理由，它让我变得重要。那是所罗门公司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但我也因此失去了古特弗罗因德和许多同事的支持。

所罗门兄弟是一家合伙制企业，所以我主动投入了离开施罗德时得到的10万美元。以今天的标准看来，这笔钱可能微不足道，但在当时英国银行的遣散费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数，虽然我承认与自己为施罗德十几年的付出相比，我觉得这笔钱并不算多。所罗门的待遇则完全是一个新的高度，你可以大把地赚钱，然后拿出一部分满足生活需求，余下的留在公司，壮大你的资本基数。为了吸引我的加入，所罗门给了我相当于公司股本2%的利润分成，如果所罗门公司能够继续保持一直以来的优秀业绩，那么这可真是一个赚钱的大好机会。也就是说，公司景气时一年就有可能赚进几百万美元，我由英国中等收入阶层一跃实现了年收入百万美元的可能。但是提供高额收入并非所罗门公司的慈善之举，我将要投身纽约最具挑战性的公司的最前沿，迈克尔·刘易斯在他的批判性作品《说谎者的扑克牌》一书中将所罗门公司描写为以硬汉文化著称的公司。对于像我这种渴望得到财务安全感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未来每年二三百万美元的收入让我觉得有点可怕，当然也很高兴。那天晚上我对伊莱恩说：“亲爱的，我想我该成熟起来了。这是我加入大公司的机会，我的成与败都会摊开来，每个人都会看得清清楚楚。”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没有了安全网的保护，无论我能成就什么，都要靠自己了。

所罗门的合伙人对于我的背景、之前的职位头衔、我在卡内基音乐厅参与的工作以及我的任何其他资历都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我的专业能力、我能为公司赚多少钱以及我能带来多少业务。对我来说，这是绅士资本主义的终结。在所罗门公司的第一次管理会议让我终生难忘。在施罗德，我们已经习惯了上午9点半不慌不忙地开始工作，办公室里有安静优雅的侍者为我们上茶。而在所罗门，主理合伙人早上7点半就到办公室了，8点整，早餐室里已经喧闹起来，充斥着雪茄的烟味。服务员身穿棕色的制服，精美的瓷器里盛着熏鲑鱼和百吉饼，餐厅为合伙人提供了各种餐点可任意选择。实际上，厨房是全天开放的，可以随时用餐。整个餐室人头攒动，大家热烈讨论着早上开市后的买卖决策，没有时间进行冗长的分析或者深思熟虑的讨论。这些都属于决策会议，向相关合伙人提出建议，再由合伙人快速作出决策，采取行动。如果比尔或约翰出面干预，则很少有反对意见。

所罗门公司是个实事求是的地方。如果有人觉得你错了，他们会告诉你；如果他们觉得你表现不好，他们也会告诉你；如果你表现得好，他们会大方地付给你报酬。这里的一切都直率得令人不可思议，而让我吃惊的是，与伦敦的庄重氛围相比，我更喜欢这里的自由空气。所罗门公司完全做到了任人唯贤、注重实效。如果你要筹集10亿美元，各位合伙人会甘愿承担风险，以最快速度筹措资金，为交易定价，然后批准发行。上午提出的建议，当天下午即可执行交易。如果你正在争取某个客户，这个客户可能是某家公司或某个基金经理，你只要给出口令，整个公司都会很快参与进来。不再有冗长的战略讨论，没有董事会会议，很少举行委员会会议，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有速度、专业和无与伦比的风险承担能力。公司所作的努力完全以实现符合道德标准的、卓越的、赢利的业务为目标。比尔是公司运营的核心人物，约翰则是领导人。但是工作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也会出现不和与争吵，偶尔也会作出错误的交易决策或市场定位，但是公司里存在着内在的正直和真正的“勇气”。每个成员的成功和失败都由自身的工作质量决定，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