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莱斯勒谈判最繁忙的几个月中，我每周都会在底特律停留1天，因此成了文艺复兴中心万豪酒店的常客。这家酒店豪华壮观，是底特律城市复兴的骄傲。另外，我每周还要抽出1天到华盛顿美国财政部与比尔·米勒和保罗·沃克尔一同工作，每周3天在纽约与主要债权银行汉华实业银行一同工作，努力争取35个国家的415家银行加入为克莱斯勒提供贷款的行列。这是史上最大的跨国重组行动，我们最终成功地争取到了美国国会的立法支持，也让我在美国投资银行界小有名气。在我加入所罗门的3年中，救助克莱斯勒的工作占据了我在公司80%的时间，消耗了大量精力，因此我责怪自己未能为公司融资部的领导工作出多少力。但比尔完全支持我当时的工作，一些其他合伙人却无法赞同他的看法，他们这样想也是有道理的。

其中最棘手的任务就是争取日本银行的参与。近年来，日本银行已经成为克莱斯勒的主要贷款方，虽然他们并不具备救助美国公司的民族动机，但如果他们同意对债务进行重组，这将是他们实现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机。去了日本几次后，我与日本政府部门和银行的同行们建立了稳定的关系，抵达东京后，我直接去了环境优雅的三菱银行宾馆。到了会面时间，我走进房间，等待我的是死一般的沉寂。牵头银行三菱银行行长，以及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日本银行行长围坐在一张大桌子前面，没人抬眼看我，也没人和我打招呼。这时，三菱银行的一位发言人僵硬地站起身来，读了一份书面记录，这是他和各位同行们的一致意见：“沃尔芬森先生，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认为您能力卓著，为人正直。我们与达林公司、施罗德集团合作已久，近年也开始与所罗门兄弟公司发展合作关系。我们相信您具备一流的专业能力，但是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对您进行重新评价，我们现在认为您成了走狗。”

在亚洲有些地区，这种话差不多是对一个人最大的侮辱。我当时只觉得天旋地转，十分震惊地离开了三菱银行。我完全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转而求助三菱银行行长中村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想，但是如果你把我看成这种人，我会马上离开，明天就回美国。”这是一个面子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他们对我的人身攻击，进行深入的谈判也没有任何意义。我对中村说我会乘坐次日第一趟班机回美国，因为我的车已先行离开了，我要求叫一辆出租车。谈判能够继续进行的唯一办法，就是他们收回之前所说的话。

回到位于美国大使馆对面新落成的大仓酒店后，我给美国方面打了电话，想查明问题出在哪里。原来在我从纽约飞往东京的途中，李·艾柯卡作了一个有关日本和“珍珠港事件”的有攻击性语言的讲演。这样做无论在哪种场合都是不合时宜的，更何况艾柯卡选了最不应该的时机。不幸的是，那次讲演无疑在底特律反响良好，当地众多汽车公司员工将日本人视为美国汽车工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方面当然不会同意这种看法。我回到房间等着，很快，日本各银行的后辈都来找我，他们不想所有的钱就这样损失掉，也不想眼睁睁看着谈判就这样终止。我离开日本前，日本方面修正了他们的说辞——至少从翻译的口中听来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对于艾柯卡的讲话仍然深感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必须让艾柯卡采取合作的态度。

回到美国后，我给艾柯卡打了电话，去了他的办公室面谈，我要求他不要再作那种表态，他几乎破坏了我们在日本的融资。他当时仍处在挑衅的情绪之中，反驳我说“但是日本人不可信”。我提醒他，我们曾在危急关头从日本银行获得了6亿美元的贷款，我们需要他们的支持，以争取时间进行重组。日本人很愿意为我们提供帮助，但是如果艾柯卡仍继续指名道姓骂他们的话，他们恐怕不会再出手相助了。艾柯卡同意缓和说话的语气，我们与日本财务省及其驻纽约代表和日本多家银行驻纽约代表马不停蹄地忙碌，最终巩固了与日本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