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莱斯勒债务谈判就要出现转机的时候，1980年6月26日《纽约时报》上刊登了我的照片，将我视为这次重组工作的私人部门代表，那是一张我代表美国财政部和贷款方拿着一张5亿美元支票递给艾柯卡的照片。能成为克莱斯勒公司杰拉尔德·格林沃尔德和史蒂夫·米勒融资团队的一员，我感到非常自豪，没有他们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在我们与各银行就整个交易进行谈判的同时，他们维持着公司日常财务运营。虽然我们的工作很重要，但也只是公司在美国境内庞大工作程序的一部分。艾柯卡完成了大部分政治基础工作，这些工作对于重组方案非常重要，我们最终获得了共15亿美元的联邦援助和4亿美元的银行融资。我们去了国会山与副总统沃尔特·“弗里茨”·蒙代尔会面，对最终交易进行表决，艾柯卡安排克莱斯勒汽车代理商来到了华盛顿。突然间，来自各州工会的代表涌入国会山，头戴印有“克莱斯勒重组”的黄色帽子，四处寻求他们的民意代表和参议员的支持。

克莱斯勒交易的最后细节完成后，我开始意识到我与所罗门同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了。我把两年的时间都用在了救助克莱斯勒上，我怀疑约翰·古特弗罗因德觉得我已经变得目中无人了。听说约翰总是这样说我：“你看他，他什么也没为公司做，现在又要给克莱斯勒出差去了。”克莱斯勒重组是当时最受瞩目的金融事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为所罗门的投资银行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除了为所罗门赚进了大笔服务费之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克莱斯勒交易提高了所罗门公司的知名度。但是身为公司融资部门的主管，同事们希望我能多花些时间开发更广泛的基础业务、建设更有实效的工作团队。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是对的。我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多花些时间寻找新客户，加强团队的建设。

除了在所罗门的工作外，我在美国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脉关系和活动网络。1981年我已47岁，但仍然有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无论在哪儿生活，我都像一个游客，我渴望在美国建立一个稳定的大本营。一天，罗伯特·鲁萨突然到访，他是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也是布朗兄弟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和他同来的还有琼·肯尼迪的丈夫史蒂夫·史密斯。拉扎德银行的传奇银行家安德烈·梅尔先生刚刚过世，他们正在为肯尼迪家族信托①寻找新的管理人。这家信托公司负责为已故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后人卡罗琳和约翰的利益提供保障服务，包括罗伯特·肯尼迪的遗孀埃塞尔和他们的孩子，以及所有其他肯尼迪家族的成员及后代。他们的邀请让我十分激动，但是肯尼迪家族的成员我一个也不认识。如果合作不愉快怎么办？我有一种既想保护自己又想保护肯尼迪家族的冲动。从全局考虑，如果这种关系发展得不顺利，我希望自己能够全身而退。总之，我作出了很不客气的回复。我表示如果能满足三个条件，我就接受他们的邀请：我只答应任职两年，这两年期间我们可以对双方关系的进展情况进行评估；我不会去肯尼迪家位于海恩尼斯的家族庄园拜访家族成员；而且不能要求我参与政治活动支持特德·肯尼迪未来可能参与的总统竞选。

在担任受托管理人期间，我进一步参与了卡内基音乐厅的工作。音乐厅的前任主席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执行副总裁理查德·德布斯，后来我们成了一生的朋友。身为新任主席，我的任务是处理音乐厅建筑及融资问题，提升音乐厅的声誉，艾萨克·斯特恩仍然是音乐厅董事长和重要艺术家。我采取的初步行动是通过我们的董事斯凯勒·蔡平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著名的慈善家和社会领袖布鲁克·阿斯特女士取得联系，蔡平成功说服后者捐助我们100万美元，用于评估建筑状况，并为这个近百年历史的音乐厅及设施的整修工程制定了蓝图。阿斯特女士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笔钱为我们的后续工作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