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这只是以后几十次甚至是几百次海外出访的开始，此类出访都有两个基本目标。第一，我会把贫困问题作为世行工作的重点。第二，我不会依靠中间人了解当地问题。当然我也会与各国领导人、政府官员和其他开发领域的工作人员见面，但我要尽量在实地考察结束后也做到这两点。这种做法让我在与各国领导人会面时对于当前问题有话可说，这也让部分领导人感到不安。

从非洲回来后我筋疲力尽，但这却是我接受教育的开始，我的目标也更明确了。这次的行程达成了我的期望，我已经采取了初步行动，这让我觉得自己不那么像一个刚上任的官僚，更像一个消除贫困所不可或缺的机构的领导者。我开始对其中的部分问题有所了解，虽然仅仅是开始，但这让我越来越有信心。对于工作在一线的世界银行员工，我更加尊敬他们了。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发展领域具有专业知识、丰富经验并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作为世行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应该得到培养和支持。我随即确定了之后的行程，我想要立即看到世界银行在拉丁美洲、中国和印度做了哪些工作。我也想敦促各位身为世行管理者的主要发达国家的部长们，听取他们的建议，了解一下他们为接受这种改变作了何种程度的准备。

在从非洲返回的漫长旅途中，我确定了三件事。第一，世行与独立援助团体之间的对抗必须停止。我想让乐施会这样的组织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而非敌人，他们仍然要保持独立性和重要性，但是我们必须寻求一种合作的方式。第二，世界银行要拉近其与服务对象的距离，给一线工作更多的决策权。最后，免除债务是比腐败更亟须应对的问题。回到华盛顿后，我组建了一个小型团队，在正式官僚体制外工作，为帮助陷入债务泥潭的贫困国家出谋划策。

对于任何一任世界银行行长来说，最露脸、最重要的场合就是在9月或10月的年度会议上发表演讲。理事会也是在这时召开，全世界各地的财政部部长和发展部部长在此会聚一堂。这也是世界银行行长对许多国际发展与金融领域重要人士发表讲话的机会，这些重要人士包括全球各中央银行行长、顶级投资和商业银行家、发展专家和几百名记者以及现场评论员。这些会议很少会有激烈的言辞，代表们在大厅里进进出出，他们脑子里关心的是在办公室和酒店大堂里的私下会晤。如果行长讲话乏味，人们就会打呵欠，甚至干脆打起盹儿来。尽管如此，世行行长的年度讲话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讲话仍会被各国财政部和新闻编辑室研究和分析，所有新任和即将离任的世行行长的讲话都必定会受到特别仔细的审查。

还有，我要让演讲传达有人情味的主旨，而不是讲一些官话。在上任的前20周里，我已经花了7周的时间走访借贷成员国，每次在我讲话时，我总是努力向我们的股东和听众表示，我们正在设法帮助的那些人是具有高贵品质和卓越能力的。我提到了我们在巴西萨尔瓦多贫民区见到的居民，他们帮助完成了世界银行的社区供水和排污系统安装工程。我描述了我们在中国甘肃走访的村民，他们筹集资金开垦农田、筑路、建学校，还修建了一条由世界银行资助的沟渠，为他们提供所需用水，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干旱。“发展不仅可以通过官僚审批程序来衡量，还可以用项目成功时孩子的笑脸来衡量。”我对大家说道。有些人会觉得这是老掉牙的煽情做法，但我把它当做一个挑战。我们已经穿过官僚阻碍的黑暗层，将注意力集中在世行工作人性化的一面。

我继续提出了许多激发世行行长职务责任感的主题：对抗贫困、利用技术和教育以记载和传播知识、保护环境、振兴世行。但是在我集中讲到债务免除时，很多听众真的开始集中注意力了。“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债务负担仍然非常沉重，”我说道，“而且随着债务的增多，新的借款渐渐失去了效用。”这些话虽然现在听起来有些温和、不果断，但是却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世界银行行长，当时是1 650亿美元贷款的持有者，正在呼吁他的股东考虑最贫困债务国的部分债务是否可以得到免除。各位部长和银行家都知道这是对现实的挑战，尤其是在国会山、美国财政部和日本对于改变管理国家债务偿还的规定持强烈反对态度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