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我的演讲受到了大家的好评，但是争取同情是一回事，让听众支持债务免除是另一回事。我知道在获得这些人的支持前，我必须更详细地阐明自己的思路。世界银行虽然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但仍然没有能力单方面免除所有最贫困国家的债务。

与大多数商业性金融机构不同，世界银行账户中不存在坏账条款。世界银行的运作以每个国家都有责任偿还债务的协议为基础，协议对于无法还款的异常情况没有作出规定。要改变这一协议，可能会削弱世行的资产负债表、有损我们每年在公共市场中出售价值数百亿美元债券的能力，从而危及我们所有贷款和捐助资金的筹集。如果我们即刻确定大范围的债务免除方案，我们将不得不通过要求各股东支付未付清的股本、壮大资本基础来巩固银行资本，这对于各大国政府股东来说太突然了，也是他们不乐意看见的。我解释说，为了避免不良的级联反应，我们必须筹集资金专门用于债务免除，主要在世行外部筹集；我们对借贷者银行贷款的核销，必须保证资本减少不会削弱我们的信用等级。意思就是毕恭毕敬地到富裕的国家政府面前，要求他们免除那些就算永远收不到还款他们也不想勾销的债务。正如我所见，要让发达国家接受这个想法是很困难的。

在那个星期余下的时间里，我利用一切机会在与会代表的耳边持续地谈论有关债务免除的话题。德意志联邦银行以及日本财务省（世界银行的两大股东）的官员甚至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银行的任何债务免除都会危及整个布雷顿森林多边金融体系。为了证明其观点的合理性，他们提到了“道德风险”这个庄严的银行业教条。这种观点认为一旦免除了某一债务人的债务，所有其他借贷人都会开始失去还贷的动力。

持这种正统观念的人士还不承认我们已经是背水一战。十多年前，在1982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全球各银行达成协议，为墨西哥和阿根廷数百亿美元的贷款进行“重新安排”。虽然没有将债务一笔勾销，各机构有效地以其他名义“减轻了债务负担”，但实情却是当时没有注销任何债务。拉美债务危机和最贫困国家的积压债务问题有所不同，拉丁美洲所欠债务的债权人多为西方商业银行，危及到大量私人投资者的利益。非洲最贫困的国家将是债务免除的主要受益者，它们之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商业利益，大部分国家的债权人都是政府和援助机构。在这两种情况下，很明显，如果借贷者不用新贷款还债，他们可能永远也还不上债。

德国和日本的敌对反应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相吻合，该共识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交易的新自由主义手段。这一共识代表了里根主义及撒切尔主义政策的结合，改革家、波兰财政部部长格热戈日·科沃德科在1988年总结道：“尽可能自由化，尽快私有化，在货币和财政问题上要强硬。”虽然这种政策对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快速发展的国家起到了遏制作用，但“华盛顿共识”在应对非洲的赤贫威胁上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