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富裕国家对于发展都持有相同的看法，有些来自西方民主国家的部长甚至急于讨论债务问题，英国财务大臣肯尼思·克拉克就是其中的一位。显然，随着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继任者约翰·梅杰首相的上任，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教条已经非常少。克拉克的支持，以及来自荷兰、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各国部长的支持鼓励了我，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基础。

我希望债务免除能对世行员工形成号召力。我认为，看到为卫生、教育及其他项目所提供的贷款资金与受援国家财政部用于偿还货款的资金数额相近，相互抵消，他们一定有一种挫败感。我还希望在债务免除问题上，世行和主流非政府组织评论家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底线是，如果我能引导债务免除成为大家的共同事业，那么也许，只是也许，我们能够引发强大的民众和政治支持的巨浪，战胜那些不想改变现状的人。

我们将这个项目称为重债穷国债务倡议（HIPC），项目的启动就像一场噩梦，它意味着要与世行内部数十年的历史对抗。在员工们加班加点制定提案的同时，我要将非政府组织纳入计划这一决定成了一个敏感问题。一些同事指责我太专制、急于往外看，不够重视我们自己的专家，认为他们往往了解更多，视角更广，但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对于工作在发展问题一线的大部分世行员工怀有深深的敬意，我还认为大部分债权人，包括世界银行，都陷入到一个虚幻而又无法持续的困境中去了。我解释说，你们怎么能把钱借给信用低的贷款人，还装出一副他们能够百分之百还清每份贷款的样子呢？我想任何以此逻辑为基础的体系都注定会失败。

最初虽然有阻力存在，但随着项目的进展，这一倡议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债务免除倡议大约会给30个国家带来影响，其中包括贝宁、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马里、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和乌干达。这些国家都符合以下条件：国内生产总值低，债务负担重，通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订积极计划的方式，努力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改进经济管理。虽然HIPC集团的债务总额约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债务额的10%，但这却是与HIPC国家经济条件不成比例的重担。当时，乐观估计要结束这种恶劣的困境我们需要大约200亿美元，世界银行将支付60亿~90亿美元，这取决于国家的数量、债务状况，以及商品价格的变化，因为商品价格会影响许多HIPC国家的出口收入。

HIPC倡议被预设为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合项目。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各国财政状况的监控者，要得到理事会和董事会各位部长的同意也不是不可能，只是会非常困难。为了取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我不得不争取我的同人米歇尔·康德苏的支持。这位了不起的巴黎经济学家可以说是全球公务员的领袖，大家都提醒我米歇尔·康德苏很难对付。他毕业于法国一流的文科院校，虽然他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文质彬彬，其实他的强硬和顽固已经名声在外了。1987年，在他当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前，他曾任法国央行行长——威严的法兰西银行行长。他远比我经验丰富，对于国际金融界的各项工作，他的理解要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