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访过的每一个国家里，我几乎都看到了腐败的迹象，而听到的有关腐败的传闻则更多。腐败的形式有很多种：提拔子女和家属，谎报机构费用，或者虚报设备、原材料和人工的成本，放权让官员瞒报项目利润而从中渔利——有的干脆就是直接窃取。许多地方的穷苦民众举报说他们不得不向官员、流氓和警察支付“保护”费，以求不被骚扰、偷窃或伤害。

在世界银行里，我不再计算腐败的形式有多少种。人们在想方设法窃取钱财时的创造力几乎超出了我的想象，要想打击腐败我们必须要耳听八方。1960年，我刚刚进入商界时曾去过尼日利亚，当时他们玩的诡计就是每位部长为潜在的外国投资者提供土地，而这些土地是部长们预先下令将原归政府所有的土地低价或免费转给自己。这样各位部长就能以看似光明正大的方式，通过房地产价值赚取巨大的资本收益，但这样做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给政府官员黑金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首先，我们必须整顿自己的组织。1996年6月，我们开始对选定的项目进行独立审计，这是为了监督世行资金用在何处而专门设计的详细的现场检查。打破了这道缄默的屏障，隐藏的腐败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世界银行的会议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承认腐败问题是核心发展问题。很快，我的那些身兼各国部长职位的同事们开始公开将其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我们可以在会上就腐败问题展开讨论。我那天的演讲所带来的冲击也影响了我未来的世行生涯。

我们开始在世行内部制定衡量腐败的方法，在一线工作中与腐败作斗争。如今，世行与透明国际展开了密切全作，透明国际是全球最重要的腐败监督组织，由世界银行前董事彼得·艾根于1993年创立，这一富有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是我们反腐败斗争的主要成就之一。

1997年9月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度会议在香港举行，中国做了出色的组织工作。到那次会议时，对于发展的过程和我在世界银行的使命，我开始有了更加清晰的领悟。

我演讲的主题是将“包容性发展的挑战”视为我们时代的主要发展挑战。我想让与会者了解我们不可能有两个世界，一个给富人，一个给穷人。“无论是从社会、经济还是道德角度进行讨论，”我说道，“这一挑战都不容我们忽视。没有两个世界，只有一个世界。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们在破坏同一个环境，我们共享同一个金融系统，我们有同样的健康问题。艾滋病不是一个会止于国界的问题，犯罪不是一个会止于国界的问题，毒品不是一个会止于国界的问题，恐怖主义、战争和饥荒都不会止于国界。”

我强调“发展”不只是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应关注的事情，与掌握控制权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一同为抗击贫困而出谋划策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将所有的参与者和协调活动集中起来，我们的合作伙伴必须包括双边与多边机构、联合国、欧盟、区域组织、世贸组织、劳工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部门。只有每个成员在协调干预中发挥自己的优势，我们才能影响整个发展计划，避免重复和浪费。

最后，我特别提到我们试图帮助的那些国家也负有重要责任：“我们应该对所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帮助，但是在如何使用我们的资源方面，我们必须有选择的能力。”无法回避的铁的事实就是：如果我们集中援助政策良好的国家，而不是不顾各国政策、只顾分配，就会有更多的人摆脱贫困。最近的研究确认了我们已经凭直觉发现的事情——在政策适宜的环境下，发展援助会改善增长前景和社会条件，但在不良政策环境下，发展援助会削弱改革的必要性、形成依赖性，从而延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