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世行内部能够迎接挑战并带来制度性的改变，我们提出了“战略性协定”，重申我们的价值观和对发展的承诺，设法改进世行的实践和成效。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在工作一线大力推行权力下放。我注意到拥有决策权的48个国家的理事中有18位已长驻他们效力的国家，而一年前只有3位。我们还创建了知识库，吸收机构内部的经验并记录在案，供所有世行工作人员使用。

在世界银行任职的前两年，也许我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世行存在的意义不是在华盛顿凭空杜撰出倡议和解决方案并将其强加给我们的受援国。到1997年9月，我已经访问了近60个国家，与政府、企业和非政府团体会面，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民众——穷人和弱势群体。我们必须了解现场的实际情况，把实地信息与我们独特的经验结合起来。这些穷人没有寻求施舍，他们寻找的是机会。他们不想要听讲演，他们需要别人的倾听，他们需要合作伙伴。“他们不想要我的文化或是你的文化，”我说道，“他们想要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希望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开拓未来。”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要尊重他们及其文化和传统——鼓励他们从国家内部谋求发展，这一点至关重要。人类都有与生俱来的尊严，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历史、信仰和渴望。没有对文化延续性和社会制度的尊重，我敢肯定，一定不会有真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