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世界银行来说，波黑事件是一个转折点。我们的参与给华盛顿方面和我们的其他股东国家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有能力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有效地作出反应，而且不超越我们的权限。“发展市场”的构想是一个革命性的举措，它创造了一系列的第一次。

身为一名投资银行家，我曾无数次彻夜等待，随时准备接听紧急电话——当一项业务即将达成时，有之；当一个董事会中途解散时，有之；当一家公司濒临倒闭、摇摇欲坠时，亦有之。而我却乐此不疲！所以当我们的客户面临麻烦或遇到难得的机遇时，我总是第一个搭上飞机，赶去协助——这些都是我在私营部门工作时所涉及的范畴。

而世界银行的文化和职能则有所不同。毕竟，世界银行的目标是“重建与发展”，而不是危机干预。尽管支持世行及早介入以解决各种棘手问题有诸多理由，但是当我刚刚来到世行的时候，世行很少第一个出现在人道主义灾难的现场或积极参与冲突后不久的恢复和平工作。例如，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内战、地震灾后或者极具破坏性的飓风袭击过后，世界银行只是在一旁观望。一直等到和平的曙光初现，联合国紧急救援机构、红十字会或“无国界医生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向流离失所的人员和难民分发食品并提供紧急援助之后，世界银行才着手介入。如果一场内战突然爆发或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瘫痪，不要指望世界银行会采取紧急行动。

世界银行的任务是筹备和执行中长期项目，而这些项目主要是用于社会重建。我们的贷款审批过程非常严格，其中包括详细的核查和权衡环节，因此即使是在精简的审批流程下，我们也很少会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的援助资金很重要，但它在突发事件的后期才会被提供。即便如此，一些成员国仍然认为，随着危机事件的发展，世界银行已超出其职能范围而过多地参与了这些现实危机的解决工作。这种参与是由于我的同事们在问题一出现就投入到现场工作所造成的，而这恰恰又是他们出于希望给予陷入困境的客户施以援手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在防止世界银行遭受各种干预方面，我的前任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董事会以及作为一家国际组织的世界银行，回避了一切带有政治色彩的事件，这种态度也使得世界银行从直接解决世界范围内的突发事件中脱离出来。不论世界银行的内部人员还是外部人士，都不相信这个国际组织有能力采取快速行动并立即介入。

与我们的做法相比，当社会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时，他们却展现出行事迅捷果断的良好形象。平心而论，对这两个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成立的国际组织之间所进行的任何比较都显示出，“快速”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优势——它对于金融危机所作出的快速反应的能力是其完成自身使命的重要部分。在1976年英镑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采取行动，援助了英国。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全球银行系统几乎处于崩溃边缘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援助墨西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行动中也起到了核心作用。当“冷战”时期的“铁幕”瓦解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团队已遍布东欧及苏联，致力于快速的经济变革。时至今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解决希腊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问题时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