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举“五·一六分子”期间，曾经的革命青年吴敬琏成为被揭发和批斗的对象。一次，有人向组织告密说，自己曾让吴敬琏帮忙修理收音机，修好之后，打开一听，竟然是“美国之音”。于是，他便有了“偷听敌台”的罪名，隔三差五就被批斗，最多时一天会被斗三四次。

这场空前大批斗中，经济所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成为“五·一六分子”，其中很多人因为不堪忧愤而自杀。羸弱的吴敬琏不肯低头，他“秉公直言，绝不乱咬别人，不无中生有”，最终挺了过来。从此，经历劫难的吴敬琏开始对时代产生质疑，并与“同病相怜”的顾准逐渐亲近起来。

思想上的碰撞常常令人茅塞顿开。此时的吴敬琏尽管怀疑，但仍存有幻想。顾准尖锐的提问捅开了厚茧：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人富起来？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才能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顾准所提的问题正是他自己苦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它们敲碎了吴敬琏心中的硬壳。他开始跟随顾准一起，以另一种更宽广深远的视角思考国计民生。

每当前行遇阻，人们便回头期望从历史中寻求答案。屡屡遭受命运捉弄的顾准决意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他摒弃了孙冶方等人所持的修正观点，以大历史的眼光，从古希腊一路溯流而下。在其指引下，吴敬琏思路顿开。从息县到明港，再到北京。顾、吴一直保持思想上的交流。每过一段时间，两人便见上一面，交流各自的心得和见闻，在对历史的不断梳理和思考中，现实的答案呼之欲出。

1974年秋天，贫病交加的顾准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临终前，他在病床上交代遗嘱：把自己遗稿中“有关希腊城邦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顾准还提到狱中的孙冶方，并嘱咐一旁的吴敬琏：“他出来的时候，你帮我向他致意。”

当天夜里，顾准睡过去后再也没有醒来。吴敬琏和一位护士一起把他推进阴冷的太平间，然后骑车回家。他先是一言不发，然后号啕大哭，经久不止。

顾准去世后的第二年，4月的一天，坐了7年牢狱的孙冶方突然被释放了。车把他拉到熟悉的经济所，孙冶方打开门，面对前来迎接的人群，慷慨激昂地说：“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可是当吴敬琏向他转达顾准的致意时，他眼中的光华骤然散去，沉默良久。

吴敬琏还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他对孙冶方说：“我代表周叔莲他们向你道歉，那时候我们参加对你的批判，其实你是对的，我们完全错了。”孙冶方大度地扬扬手说：“这个事你们以后不要再提了，人人都有错误。”

对孙冶方观点的认同意味着吴敬琏否定了之前的计划经济理念，这是在顾准影响下自我反省的胜利，但吴敬琏甚至比孙冶方还要彻底，当后者一遍遍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稿》，试图修正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时，他已经意识到一条路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