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悄无声息地推进演变，让身处其间的人们既兴奋又忐忑。

1976年的一个秋天，吴敬琏骑车走在三里河的一条大街上。经济所的同事胡瑞梁迎面过来，将他拦下，对着他的耳朵，难掩激动地说道：“中国最坏的那些人已经垮台了。”已经47岁的吴敬琏与老胡相拥而泣。这一天，他们已经等了太久。

“四人帮”的倒台令人燃起新的希望。是年冬天，赋闲在家的于光远联合吴敬琏、周叔莲等人，在经济理论界掀起按劳分配的大讨论。尽管经常参加诸如此类的会议，但此时的吴敬琏并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对这个刚走出政治斗争的国家还缺乏把握。他和当时的中国，都迫切需要学习的对象。

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道路“此路不通”。社会主义阵营中，只剩下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可供借鉴，学习东欧模式盛行一时。人们很快发现，东欧模式尽管在理论上标新立异，本质上仍未跳出计划经济的大框架。

茫茫黑夜，中国去往何处？一时间无人能答，经济学家们希望到西方“取经”。送走东欧的同人后，经济所的几位学者得到批准，到西方学习经济学。

已经53岁的吴敬琏前往美国耶鲁大学，从本科生的普修课听起，寻找兴国良策。吴敬琏怀着经济改革的诸多疑问，投入到艰苦的学习中，希望用西方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改革寻出一条出路。7个月后，当他携带一套崭新的理论回国时，经济改革已行至微妙的十字路口。

时值改革路线的第一次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采取何种经济体制。当时的语境下，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但之前的经验已经证明计划经济在中国行不通，中国要发展似乎只有采取市场经济，这显然与政治体制有悖。一时间，改革陷入两难境地。

在有关领导的授意下，马洪、周叔莲和张卓远等“改革派”决定重提“商品经济”，刚刚归国的吴敬琏应马洪之邀参与撰稿。

1984年10月，“商品经济”的提法出现在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决定》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结果令马洪、吴敬琏等人兴奋不已，但随着经济的复苏，他们很快有了新的焦虑。

脱胎于“计划”的中国经济带有很深的历史烙印，一旦不受约束，容易走向过分开放的另一个极端。1985年，中国经济“一放就乱”的毛病犯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趋势日趋明显。吴敬琏等经济学者迫切需要找到病根，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