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达山岁月给周其仁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烙印。那时，山里只有他和师傅两人，衣食住差不多样样都是自给自足。“我们住的茅舍是自己盖的，吃的食物不是从山上打来的，就是小菜园子里种出来的。”有个现象令周其仁百思不得其解，看到师傅在倾盆大雨中点火，还能自制洗衣用的肥皂，比自己父母本领大许多，收入却是天壤之别。周其仁不禁在心里纳闷：这到底是为什么？当时很多人将此解释为城乡差别，周其仁不解。得不到答案的周其仁异常苦闷，陷入深深的思考。

期间，父亲不断从上海寄来书刊，给周其仁提供了难得的精神食粮。“文革”时期，大多数书籍被焚毁，市面上的书少得可怜。1973年，父亲寄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卷首全是批判性的话语，周其仁读完之后觉得又惊又喜，好像苦思不解的灵魂找到了突破口，很快被书中讲述的理论所吸引。从斯密的观点出发，周其仁得知“分工水平”乃是理解经济现象的一个关键因素，对农民与知识分子间巨大的收入落差豁然开朗。

还有一次，周父寄来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书很旧，纸张发黄，而且还是竖排本，开篇第一句话写道“庞大的商品堆积”。周其仁那时不过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从未参加过任何经济实践，在他居住的完达山，方圆几十里都是寂静山谷，最近的一家小杂货店开在40公里外，或许正是这样的空寂无人的环境，让他得以耐住性子，把这大部头啃了下来。

寄身山林，思接千载，心游万物，不知不觉中，少年周其仁的心灵慢慢打开。20多年之后，成名的周其仁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采访时，把此视为个人经济生涯的开始。他说：“我想马克思本人不会想到，他的着作会在100多年后被一个远离现代工业文明、在深山打猎的中国青年阅读，并为这个年轻人开启了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的大门，带来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系，使这个中国青年开始朦胧地打量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