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开会这天，一位颇有来头的人物看到这篇文章，大感不悦，质问组织方之一的北京农科院院长秘书赵晓冬，问：“这两个人是不是共产党员？”赵晓冬回答说：“不是。”那人又说：“你总是共产党员吧？可不能理这两个家伙！”

值得庆幸的是，这件事并没有引起什么麻烦。随着邓小平出山，中国告别“政治为纲”的年代，进入经济体制改革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凋敝的农村经济成为建设的重中之重。

直到1980年，仍有1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如何推动农村经济走出泥潭？政府高层开始重新审视以往的农村政策，决心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于是成立了以杜润生为主要成员的农村政策研究室。

与此同时，周其仁等人在人民大学展开读书活动，私下讨论农村问题，在校园内颇有些名气。一个偶然的机会，人大经济系资料室的白若冰老师听说了他们的事情，时不时地过来一起讨论。白若冰的父亲恰好与杜润生是战友，就把此事转述给他，杜润生居然对这些学生大感兴趣，把周其仁等人约去谈话，听他们那些意气风发而又难免书生气的见解。杜润生的支持让他们备受鼓舞，增加了他们研究农村问题的热情。

1981年春，一个名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机构在北京高校中成立。严格来讲，这只是一个民间组织，参与者几乎都是周其仁这样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学生，主要来自北大、人大和北师大。

周其仁他们尤为高兴的是，杜润生对他们这个组织非常重视。“农发组”成立当天，杜润生专门赶来，在会上发言：“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他还一再鼓励他们：“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

在杜润生的帮助下，“农发组”从国家农委获得了一个调查项目，还有一笔经费。周其仁他们利用暑假时间，到全国包产到户发源地之一的安徽滁州地区进行调查。他们几乎跑遍了定远、凤阳和嘉山等地的农村，对包产到户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调查期间，周其仁目睹种种现实，直觉告诉他，农村改革势不可当。回到北京，他们将调研所见所感写成研究报告，很快得到中央高层的赞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专门在报告后面批复，认为这个报告对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很清楚。后来，还在中央会议上再次谈及，有意让部委机关从有下乡经历的大学生中抽调500名优秀分子，协助进行农村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