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周其仁一发不可收，发表多篇探讨电信改革的署名文章。针对外界热议的国际竞争对手威胁问题，周其仁认为，国际电信经营公司不可能有这样的地位，首先是电信行业所固有的规模经营特征。更重要的是，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没有行政壁垒介入，垄断是不易形成的。退一步讲，即使国内市场最终被国际电信公司占领，最终受益者也会是老百姓。

事实上，中国的电信经营之所以处于垄断的绝对优势地位，就是因为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所导致的，这种垄断不仅使电信丧失了技术创新、服务创新的意识和动力，更重要的是巨额的浪费和亏损最终都要老百姓买单。显然，中国政府是没有动力为国际电信公司进行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保驾护航，因此，担忧是不必要的。

今天，高额的电话初装费已经成为历史，电信、联通、移动等电信行业的竞争经营模式，以及零星存在的网络电话等民间电信经营活动，正印证了周其仁当年的论断。在产权明确界定基础上的竞争机制是电信业良性发展的保障，这一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周其仁在这方面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呼吁，并提出在法律体系方面应该倾向于保护自由创新，坚决反对靠行政力量消灭因技术创新而崛起的竞争对手的市场干预行为。

周其仁因为对电信改革的呼吁和阐述，一夜之间由“农村问题专家”摇身变为炙手可热的“电信专家”。媒体穷追不舍，每个记者见到他就问手机何时开始单向收费等问题。

对这样的追问，周其仁只能苦笑。后来他以调侃口吻回忆说：“我研究了十多年的农村问题，从来没人说我是农村问题专家。1996年正碰上中国电信改革，写了几篇文章，反倒成了电信专家。有时候这事还真是难说。我常说这鸡叫也天亮，鸡不叫也天亮。我只不过是天亮前叫了两声的鸡。”

不难发现，周其仁电信改革的建议，是基于产权明晰基础之上的市场化，剥离“电信专家”的光鲜外衣，他依旧拥有固执的产权改革的棋手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