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改革吵吵嚷嚷的背景下，周其仁从未放松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期间，他研究的兴趣点转移向农民收入方面。

作为一系列中央农村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周其仁对农村问题并不陌生。然而，1995年回国以后，他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但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收入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为什么频出的粮价保护、巨额财政补贴并没有奏效？这些问题像磁石一样，深深吸引着周其仁。

为了探寻问题的根源，周其仁开始回顾历史。研究发现，早在“一大二公”的高度计划经济时代，就出现了为了避免饿死人而出现的“自留地”，顾名思义这块土地的产出可以由农户自由支配，正是这块自留的土地在当时成为了很多人赖以生存的“救命田”。

根据早年在黑龙江务农的经验，周其仁知道农民在自留地上和公家地里的劳动状态截然不同：在自留地上积极劳作，在公家的地里却是“磨洋工”。究其缘由，周其仁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切都产生于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土地的产权界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集体所有土地的基础上，承认了农民的劳动所得，并且赋予其对部分劳动所得的自由支配权。

中国土地的改革正是遵循了逐步界定土地的产权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原则。要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还需要由这一模式出发。按照张五常的产权理论，产权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使用、收益及让渡，前提是这些权力的行使不能受到外界因素的干预。产权的三个方面界定得越清晰，生产效率就越高。

周其仁继承了这一理论，他认为农民收入得不到根本性的改观，正是由于那些所谓的保护性政策的存在。

表面看来，粮价保护似乎保护了农民的劳动所得，而事实上却干扰了粮食市场的自由交易。政府高价收购的最终结果是增加了权力寻租空间，让利于小部分市场投机分子。由于权力和中间商的串谋，导致“有价无市”，结果农民卖不出去粮食，不得不以低价卖给中间商，中间商再卖给政府，而农民并没有在终端享受到政策的优惠。为杜绝这一漏洞，政府垄断了粮食收购权，谁知却使情况变得更糟，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产业受到抑制，直接结果就是食品价格进一步上升，加重了非农人口的生活负担，同时抑制了该类产业的发展，直接减少了粮食的产业需求量，这样的后果不仅对农民无益，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是贻害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