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自称“老土”，与土地亲近的10年，让他洗脱知识分子身上的清高和傲气，变得脚踏实地。大学毕业后，他因缘巧合结识农村问题研究专家杜润生，还未毕业就进入农村发展研究所，从而有机会将所学理论付诸实践。

那一时期，下乡考察几乎成为周其仁生活的主题，即便阅读外国刊物，也常常是在考察途中完成。凡此种种，赋予其学术研究十足的现实风格。经济学家历来重视调研，但像周其仁这样推崇实地调查者并不多见。或许正因如此彻底，他才能敏感而执着地抓住产权这条“隐线”。

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周其仁并不是一个安心学术研究的学者。他总是被现实社会的各种问题所吸引，期望解开其中的枷锁，而产权视角则成为他攻克难关的一把秘密钥匙，屡试不爽。

对中国落后的现实，尤其是中国农民收入的微薄，周其仁始终无法释怀。海外求学时期，周其仁的研究方向即为产权理论，他希望用西方经济理论来解读中国的发展难题。这种“问题主导”的求学方式，令其思路更为直接简洁。

某些时候，频繁的发言往往带来一种假象，让人们产生错觉，误以为他是某个领域的行家里手。比如他对电信改革、教育学券、农村土地、人力资本等问题的发言就产生了这种效果，使他这个农村经济学者看起来不那么纯粹，有越俎代庖之嫌，被人质疑。

但周其仁总是不屑一顾地把各种非议抛于身后，笔耕不辍，数年间出版了《中国做对了什么》、《病有所医当问谁》、《世事胜棋局》、《挑灯看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等着作。几乎每部书稿出炉，都能引起热议，其中不乏畅销之作。经济学家当中，视角大开大合、触类旁通者并不少见，但如此这般连年高产者委实不多。

在圈子内、学校里，因其不同一般的行为，周其仁得到一个绰号“周奇人”。他对此毫无反感，欣然接受，有时候甚至自得其乐，拿来调侃一番，显得童心未泯。身在香港的张五常对这位同行敬重有加。张五常素有狂生之称，让他看上眼的人寥寥无几，对周其仁却相知恨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