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具书的辅助下，厉以宁学习效率迅速提高，这让他腾出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专业学习之外，厉以宁萌发了研读外文着作的兴趣，并进行了大量英文、俄文着作的翻译。

在北大的4年中，厉以宁翻译了几十万字的文稿。他与好友赵辉杰共同翻译了《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一书，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几篇较为着名的经济学论文。在编译过程中，厉以宁敏锐地认识到当时在农村所实行的土地归集体、农民集体劳动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弊病，这种平均只能给农村经济的发展埋下隐患，而不能给广大农民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

经济系专业课中，有一门是《国民经济计划》，由罗志如先生主讲。厉以宁对这门课非常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罗教授介绍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理沙德·兰格的理论引人入胜；另一方面，在大三的时候他开始阅读很多关于西方学者和兰格论战的资料，所以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思想有更为宏观和清晰的把握。由于表现突出，厉以宁被任命为这门课的课代表。罗志如先生对他悉心栽培，经常把英文书刊借给他阅读，使其思路顿开。

正是从这时起，厉以宁开始对兰格理论进行探索，后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正是罗志如老师使我最早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西方传统的市场经济之间，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似乎兰格就是这条道路的代表。”现在看来，兰格理论对厉以宁的学术观点有很大的影响。

北大秉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之校训，得以避开复杂的政治环境，保持活跃自由的学术氛围，不被教条主义和政治运动左右。此外，学校大师云集，经济系更是汇集马寅初、陈岱孙、陈振汉等大批杰出的经济学人，丰富的学术思想交织碰撞，令人如沐春风、心向往之。在这样的氛围中，厉以宁惜时如金，不断学习，使知识体系更为完善、经济学认知日趋成熟。

经过4年耕耘，1955年夏，厉以宁从北大毕业，他期望从事经济学理论以及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正当踌躇满志的厉以宁准备在经济学舞台上大显身手时，一段插曲让这位北大骄子沉寂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