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毕业时满心期待，期待着为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贡献微薄之力，谁知却被分配到北大经济系图书资料室。这份工作轻松有余而激情不足，并不是厉以宁那样的年轻人所喜欢的。

对于厉以宁进资料室的原因，有两种说法。其一，来自外面的传言，据说厉以宁当时认为自己口才不是很好，不适合教学岗位，经济系鉴于他在读书期间就从事过西方文献的翻译工作，就将他分配到图书资料室，从事图书资料的编译工作。另一种说法则与当时的国家形势息息相关。政治运动的热情开始激荡，理想主义的光芒消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喧嚣归于平寂，知识分子纷纷钻进书斋，不问世事，明哲保身。

虽然这份工作与其初衷相违，但厉以宁并未因此而感到失落，相反，他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新的工作和学习中。早期院系图书资料室的工作与现在不同，管理员除了管理图书借阅之外，还要从事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编译工作。这部分工作庞杂、枯燥，但意义重大。面对资料室内收藏的大量外文着作、期刊、论文，厉以宁就像初到燕园一样，如饥似渴地研读起来。

转眼到了1957年，形势急转直下。“反右运动”如洪水来袭，全国55万名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厉以宁的老师陈振汉、罗志如、徐毓楞等几位教授起草的《关于经济科学繁荣的意见书》遭到激烈批判。

其实，那篇意见书所提出的主张，在4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有可取之处。可就是因为这一点，他们的学生厉以宁也因“同情”右派观点而挨整，并且被罚坐冷板凳--在北大经济系的图书资料室工作长达20年。然而时过境迁，去追究这里的功过是非显然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了。

现实吊诡让人不免失望，一片喧闹声中，厉以宁置身资料室，反而有了难得的清静。时间流逝，随着知识的积累，他开始自己创作。当时，北大经济系有一个内部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很受人们欢迎。鲜为人知的是，其中90%的稿件是由厉以宁一人编写的。这份工作是胡代光教授为厉以宁争取的，他后来曾感慨地说：“那时多亏了胡代光先生，我才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