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经济学领域的创作，厉以宁早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1952年，他曾经在当时重要的财经报纸《经济导报》上发表题为《波兰经济的新面貌》的署名文章，对经济学理论初窥门径。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了计划经济的部分优点，而对其弊端，厉以宁还没有认识到，后来他谈及此事还自嘲幼稚。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短短的几年，厉以宁译着达到几十部，他还翻译了很多重要的经济学论文，譬如波良斯基的《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琼图洛夫的《外国经济史》、惠勒的《美国自动化经济问题》以及后来的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等。

翻译经历为厉以宁积累了珍贵的经济学史知识。特别是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参读大量的参考文献，这让他对当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现状有了深入了解，同时也使他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学成果对于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重要参考价值，并使得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现象中所蕴涵的问题有了准确的把握，这为改革开放后他所提出相关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

1962年之后，整风运动暂时平息，北大教研风气日盛，厉以宁结合几年研究成果先后发表《1933年以前美国政府反农业危机政策的演变》、《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反农业危机措施》、《美国边疆学派安全活塞理论批判》等重要论文。他本来想沿着这个方向对美国边疆学派相关理论作进一步探讨，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暴风骤雨般来临，作为斗争的对象，厉以宁的家被查抄，包括上述文章在内的许多手稿、笔记丢失，他在这方面的探索被迫停了下来。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厉以宁的经历。“文革”中，一开始他就被造反派认定为“牛鬼蛇神”大加批判，他数次被批斗、抄家、隔离审查，这种生活一直伴随他到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