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泰国领事馆办签证，再到印度航空，买一张一路停靠旧金山、火奴鲁鲁①与东京，最后才到曼谷的机票。然后我到时代广场的外币兑换公司，用美金换了些泰铢。柜员告诉我，泰铢盯死美元，一直都停留在四点七八美分比一。接下来，我跑到西45街，造访一个罕见金币经销商，向他买了价值两百美元的金币，多半是英国统治时期留下来的。泰铢的币值还算稳定，美元到哪里都是抢手货，再加上通行无阻、人见人爱的金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才对。曼谷是贵重金属非法交易的重心，金银很容易变卖交换——童妓、鸦片、枪支，什么都成。

回到公寓，我把一叠钱，塞进薄薄的尼龙钱带里，缠在腰间，再穿上衣服。总数二十二枚的金币，则被放进手电筒里面，我加了一些棉花，再把电池装回去。我把手电筒跟一些旅行用品放进皮箱的同时，电话响了。

我接了起来。一个带着法国或是比利时口音的女孩，问我这里是不是蓝星手洗衣店？我跟她说，不是。那女孩说，她想跟蓝星手洗衣店联络，然后就挂电话了。

话说从头，打从“头儿”第一次利用我，帮他干些见不得光的任务之前，我接到这种莫名其妙的电话，往往一笑置之。我的反应当然是：哪个白痴拨错电话？顺手把电话挂掉就是了，心情好，口气就好些，心情不好，就干两句。头儿——我不知道他的真名，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但他老以为我是帮他干活的，没错，我偶尔是会帮他点小忙——好像从来不觉得累。他知道中央情报局在监听我的电话，也知道联邦调查局会偷看我的信件（除此之外，想来还有别的监视手段），所以，他经常传些密码给我。我不知道中情局或是联邦调查局解不解得开，但我每次都被搞得一头雾水。有一次，行动指令是写在口香糖的包装纸上，总共送了两次，因为第一次，我看也没看，就扔进垃圾桶里了。

不过，这一次我福至心灵，倒是一次就解开了。我拿起曼哈顿黄页电话簿，果然在第五大道666号，找到了蓝星手洗衣店。大概不会有哪个发神经的中国人在帝希曼大楼这种高级地段开洗衣店，即便是手洗衣店也一样。我想这间洗衣店的电话号码，大概又是头儿组织布下的幌子，店名，不是重点。

我合上电话簿，继续打包，没理由回他的电话。他可能又想把我送进波兰，或是匈牙利，执行偷偷摸摸的任务。我要去泰国，并不想节外生枝，也不想跟他解释我到泰国去干什么，只想静静地等待五十六个小时过去，搭上印度航空的飞机，绝不惹是生非，早点赶到曼谷。

打包完毕。电话又开始响了，还是那个女孩，这次换成了意大利口音。有的时候，头儿故弄玄虚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我说，“够了吧？妈的，你打错电话了。”还加了一长串骂人的意大利话，希望她听得懂。我摔下电话，二十分钟之后，它又响了，让它响吧。我在公寓里待了四个小时，电话总是响个不停。我发现要有很强的意志力，才能抗拒电话铃声。怎么会这样呢？哪个傻瓜家都有一具电话，有个电话号码，不管是谁，只要花一分钱，就可以强迫你去接一通莫名其妙的电话，这是什么道理？看来我们都是巴甫洛夫的狗（Pavlov's dogs）亲戚，铃声一响，虽然没有流口水，但还是会用手、用脚去反应，难道电话铃声一响，就一定会出什么要紧事情吗？四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受不了了，离开公寓，出去散步。

有个浑球跟着我。

我以前也被跟踪过，但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有人在我身后干这勾当。我刚离开家，就发现对街有一个个头矮小、脸色阴郁、中产阶级模样的男人，看着邻居的孩子玩曲棍球。我顺着百老汇，朝着上城走去，路上在尼德克零食店停下来，买了一杯咖啡，又看到他，这次他假装在研究橱窗里的领带。我不怎么在意，回到公寓，接着看那本有关远东民族主义的书，等我再出去的时候，这家伙居然还在原来的地方。连续撞见他三次，总不可能是巧合吧，于是我开始留意这个企图不明的男人。这家伙挺笨的，打我发现开始，每一抬眼，他都在附近。

一时之间，我还真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如果他是中情局，或是类似单位的密探，就让他跟我一辈子也无所谓。如果他是头儿的人（现在感觉起来，可能性比较高些），那么，他迟早会跟我接触。真是这样，可就麻烦了。我当然可以甩掉他，但总得在浑若无事、假装自己完全无辜的情况下才行，否则头儿会怀疑我为什么要躲他。

我坐上地铁，到了第59街，在关门的最后一瞬间，溜了出来，仿佛到了要关车门前，我才想起该在这站下车似的。尽管我机关算尽，但这家伙这次还算是灵光，他也站在门边，一个闪身，跟着下车。我走出地铁站，跳上一部出租车；这家伙也拦了一部，紧跟在后面。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地铁站外居然有两部空车在等，堪称有史以来最坏的运气。我请司机把我载到格林尼治村附近，另外一部出租车依旧黏着我们的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