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麦克道尔街找了一家咖啡馆，时值下午，生意冷清，我很恼火，在餐巾纸上写下几句话。他刻意走到我身边，逮住我的眼神，向我眨眨眼。没错，这家伙还真是头儿的人，显然有任务要交代。

果然，他在附近找了张空桌子，坐下来。我站起来，经过他的身边，把餐巾纸扔在他的面前，继续朝厕所走去。餐巾纸上写着：有人在跟踪我们俩，我先闪，掩护我。

我瞧了他一眼，他以眼神回应，把餐巾纸揉成一团，神情顿时紧张起来，直朝大门打量。成了，只要我不放开手里的绳子，看来他会跟狗一样忠心地守候着我。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我编了一个非常好的脱身理由：我不是在躲头儿，而是在躲一个不知名的家伙。我把厕所的门锁好。上面有个窗户，出去是个小巷子，穿过弥尼塔街。我只要爬出去就行了。

我花了五分钟，与窗户展开惨烈的搏斗。建筑物完工后，这扇窗户大概从来没有打开过，上次粉刷的时候，粗枝大叶地涂上油漆，结果窗户就被油漆封住了。外面有个不速之客，很不耐烦地疯狂敲门，我只得放弃，走回我的桌边。那家伙还是像影子一样停在原位。这时，他低声说道：“头儿——”

“没时间讲这个。”我说，“来，掩护我。”

我快步离开，他走在我的身边。我们俩往南，朝布利克街走去。他东张西望，从嘴角迸出一串不怎么清楚的询问：“谁在盯咱们的梢？”

在我们身后，几步路外，有两个穿着野外皮夹克的小伙子。附近有个拿着吉他的长发女孩，在她后面，还有一个手上拿着公文包、办事员模样的年轻人。

“那个拿公文包的。”我说。

“我刚刚怎么没瞧见有这号人物？”

“没想到吧？你在我家附近看小孩打曲棍球的时候，他就盯上我了。”

“我连他的影子都没注意到。”他低声道，“谭纳先生，你先走，我负责料理他。”

我走我的阳关道。原本盯我的这个家伙，一个闪身，躲进公寓入口的阴暗处，先让两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与拿吉他的女生通过，然后，一个箭步，拦在拿公文包的办事员前面；那人一惊，公文包掉在地上，一脚踩在自己的公文包上。

“笨手笨脚的王八蛋。”跟踪我的家伙说，办事员连忙道歉，“居然敢说我妈妈的坏话，妈的！”一拳挥到他的脸颊，我趁机躲进街角，拦住一部出租车，连忙开溜。

剩下的时间，我跟雷蒙与费力希得·阿布里罗，闲聊鬼混。雷蒙是那种老派的工团主义者（syndicalist），内战之后，离开西班牙，经常庇护那些非法混入美国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托洛茨基派共产主义者。他让我在他的公寓里待了两天，还叫他的侄子到我家去拿行李。我大吃鳗鱼西班牙海鲜烩饭，读点西班牙文与英文书，听弗拉门戈舞曲，从容享受与外界失联的轻松。

我的飞机预定星期四晚间十一点三十五分在肯尼迪机场起飞。我搭出租车到机场，在印度航空公司的柜台再次检查我的行李。就在我朝候机楼走去，一个打横条纹领带的胖子，撞了我一下。我说，“抱歉。”他却说，“到厕所一晤如何？谭纳先生？”

我低头看了看表，我应该在二十分钟后登机。我大可置之不理，执意走到候机楼，直接躲进机舱，摆脱所有纠缠。难道头儿有办法让飞机晚点起飞？有可能。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

我真不想跟他讲话，决定朝候机楼走去，在接近登机柜台的时候，我伸手到胸前，却发现我的机票，不翼而飞。

漂亮。

我只好到男生厕所去。头儿还在里面，仔细洗他那双肥肥短短的手。他穿了一身看来极为昂贵的西装，只是在他的五短身材上，不免有些邋遢。他咧开嘴，朝我笑了笑，按了烘干机，喷出热热暖暖的空气，慢慢地烘手。

“这地方没有外人。”他说，“咱们可以好好聊聊。”

“等会儿就有人会进来。”

“未必。我们的人已经在门外挂了一个故障待修的牌子。对了，你的机票在这里。”

他的头朝洗手台上方一扬，我从架上取过机票。

他说，“你在跟我们玩捉迷藏，谭纳先生，曼谷，是吧？曼谷有什么可以劳动您大驾的要务？”

“私人行程。”

他干笑了两声。“喔，拜托，谭纳先生。”他说，“你不会只有这两招吧？为什么不跟我们联络？”

“有人在跟踪我，我不想冒这个险。”

“你应该早点给我们一通电话的，知道吗？”他还是在烘手。这种机器多半功能不彰，有的压根就是坏的；但是，有烘干机的地方，就不供应毛巾，所以别无选择。他就在热气中，不断搓揉自己的肥手，最后，放弃了，干脆在裤子上抹了抹。

“我只想知道，”他的语气不怎么高兴，“你为什么要去曼谷。你难道不知道我有别的地方想派你去吗？虽然说最近风平浪静，不过我的人要去东南亚，我总该知道原因吧。”

“这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