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却是第一次听从一个小鬼的建议，开怀一笑，没有继续愤激下去。那一杯来得轻缓且柔软的安慰，像一场夏天的雨水，滋润了那一年的苦闷和干枯，抚平了鲁迅身上几片刺向自己的鳞片。

除了章廷谦（即章川岛，一直和鲁迅及周作人两人交际关系甚好，鲁迅移居上海后，他经常在信里透露周作人的近况），孙伏园是鲁迅交往最多的学生。孙伏园和鲁迅渊源的深，自绍兴就开始，当年鲁迅自日本回国，接受许寿裳的安排，在杭州师范学校的时候，孙伏园即是在校的学生。

孙伏园后来因为鲁迅的那首著名的《我的失恋》一诗愤怒从《晨报副刊》辞职，而后创办《语丝》周刊，再后来到了《京报副刊》做编辑。而且，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孙伏园陪着鲁迅去西安考查，当时的鲁迅一直想写长篇小说《杨贵妃》。再后来，孙伏园和鲁迅一起去厦门大学，鲁迅教书，孙伏园则编辑校报，再后来，孙伏园回到武汉，编辑中央日报副刊，仍然和鲁迅联系紧密。

然而，正是在1925年6月13日夜晚，鲁迅给许广平的这封五页长信里，他写到了孙伏园，有些猜疑和厌恶的口气，在《两地书》出版的时候，误解已经消除，鲁迅随手删除了名字，只保留两个框框。内容如下：“□□的态度我近来颇怀疑，因为似乎已与西滢大有联络。其登载几篇反杨之稿，盖出于不得已。今天在《京报副刊》上，至于指《猛进》、《现代》、《语丝》为‘兄弟周刊’，大有卖《语丝》以与《现代》拉拢之观。或者《京报副刊》之专载沪事，不登他文，也还有别种隐情（但这也许是我的妄猜），《晨副》即不如此。”

关于鲁迅的多疑，在鲁迅去世后的第五天，即1936年10月24日，钱玄同曾经写过一段文字。

钱玄同指出鲁迅的短处有三：首当其冲的便是“多疑”。他说：“鲁迅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其二是轻信。他说：“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现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其三是迁怒。他说：“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了。”

在给许广平的这封信里，钱玄同的评价一语中的。即使是孙伏园对鲁迅无比亲近，但是，只要孙伏园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与“现代评论”派的人有了交道，他便先是怀疑，而后就迁怒于他了。

孙伏园在此前关于爱情的讨论中，以及关于鲁迅推荐青年书目时所惹起的众怒中，均扮演了鲁迅的灭火器作用。若是有暇翻一下鲁迅的杂文集《集外集拾遗》，就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在前面放火之后，孙伏园在后面奔忙的身影。关于青年必读书，鲁迅的话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即使是坐在八十余年后的今天来看，鲁迅的话依然是偏激的。可想而知，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被鲁迅的这一句鞭炮一样的话语给惊呆了，于是乎无数抗议的信件雪片一样击向孙伏园所有《京报副刊》，其中有一篇署名熊以谦的人写了一篇《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鲁迅还专门做了一篇文字回复。

然而，在《两地书》编号为二九的信里，讨论了许广平的“太急”的毛病，他自己却开始怀疑一直追随自己左右的学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