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门大学，他说出，我可以爱，这四个字的时候。一切爱情的规则都突然没有了作用，爱情，和报纸上讨论的多数情节都关系不大，它只存活在两个人刚好遇到又刚好彼此温暖的内心里。

许广平和鲁迅相识于1923年10月，当时，鲁迅刚刚接受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许寿裳的邀请，在该校兼任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

正是在这一年，两个人先后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刊》上参与了一个“爱情定则的讨论”，这件事情，在《两地书》第十八封信中，许广平写道：“先前《晨报副刊》讨论‘爱情定则’时，我曾用了‘非心’的名，而编辑先生偏改作‘维心’登出，我就知道这些先生们之‘细心’，真真非同小可，现在先生又因这点点忘记署名而如是之‘细心’了，可见编辑先生是大抵了不得的。”

要细述这封信里所说的“爱情定则”的讨论，不得不说起两个人，一个是被讨论的主角，谭熙鸿，另一个是掀起讨论的人，张竞生，谭熙鸿的同学和同事。谭熙鸿何许人也，此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蔡元培的秘书，他先后娶了陈纬君和陈淑君两姊妹为妻，而这两姊妹是陈璧君的妹妹，自然，谭熙鸿和汪精卫兄台是连襟，一根椽。说谭熙鸿和陈淑君的婚事，很是曲折，原来，谭熙鸿和陈纬君同在法国留学，结成连理后也恩爱异常，只可惜1922年3月陈纬君染上猩红热死去，撇下了两个孩子。陈淑君当时在广州念大学，政治形势不好，转学至北大，刚好借居在姐夫谭熙鸿家里，日久生情。然而当两个人刚在《晨报》上公布婚约，便惹来祸端。原来是陈淑君在广东的恋人叫沈厚培，投书《晨报》，投诉谭熙鸿暗抢他的妻室，于是那篇文字便以《谭仲逵（熙鸿之字）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为标题发表，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北大的教授竟然公然夺人之妻，何其伤害风化也。万不得已的情况，陈淑君在第二天以《谭仲逵与陈淑君结婚之经过》为题，投书《晨报》，声明沈厚培所述与事实不符，公开为自己辩白。然而却遭遇沈厚培接二连三的文字纠缠，情形甚是尴尬。当时，谭熙鸿的北大同事又同是法国留学时的同学张竞生找到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了解到内情竟然是陈璧君在幕后策划，于是写了一篇叫《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的文字，公开为谭熙鸿辩论，在文章里，张竞生认为，爱情是一种基于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诸种因素的极繁杂的现象，爱情的定则主要有四项：

（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什么是爱情？我一面承认它是神圣不可侵犯，一面又承认它是由许多条件组成。这些条件举其要的：为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等项。（二）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既是有条件的，所以同时就是可比较的东西。凡在社交公开及婚姻自由的社会，男女结合，不独以纯粹的爱情为主要，并且以组合这个爱情的条件多少浓薄为标准。例如甲乙丙三人同爱一女，以谁有最优胜的条件为中选。男子对于女人的选择也是如此的。（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因为有比较自然有选择，有选择自然时时有希望善益求善的念头，所以爱情是变迁的，不是固定的。大凡被爱的人愈有价值，用爱的人必然愈多。（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爱情既是有条件的、可比较的、可变迁的，那么，夫妻的关系，自然与朋友的交合有相似的性质。所不同的，夫妻是比密切的朋友更密切。所以他们的爱情，应比浓厚的友情更加浓厚。故夫妻的生活，比普通朋友的越加困难。因为朋友可以泛泛交，夫妻的关系若无浓厚的爱情就不免于解散了。欧美离婚案的众多即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