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放在今天，张竞生的文章也是极富有生活逻辑且条理的文字，但是，在当时国民尚未开化，各种关于婚姻的法律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张竞生的文字，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善于操作副刊的孙伏园利用了这次争论，让《晨报副刊》在北京狠狠地畅销了一把。

批评张竞生观点的竟然还有不少是北大的教授，即张竞生的同事，譬如有一个叫做梁镜尧。还有一个署名钟孟公的竟然叫停这次讨论，认为有伤风化，让青年出丑。这次讨论，周作人、许广平、鲁迅等人均参与了。

许广平的观点和她自己以后所做的事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她在长长的信里，先是否定了张竞生的观点，甚至还嘲笑了陈淑君的见异思迁。然而，许广平呢，自己是逃婚出来的，从这一点上，就已经进入了张竞生的观点，爱情是有条件的，正因为许广平看不上对方，才逃了出来。然而，出乎意料地是，这次，她竟然作了一次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因此：我个人的论断，以为陈选择条件在来京以后，又在很短的时间里（月余）又在依然一身处在谭的家里，那其间有没有情势的诱导或压迫，旁人是不敢知的，陈虽是自己表白是出于自己恋爱，但她是否因为事已如此，也只可说得好听一点，为谭和自己盖脸，旁人也是不敢知的。不过从心理上考察，大概男子的情是活动的，女子是保守的，而在事实上，如男子没有一种爱情的表示，女子是很不易表现出来，何况是已经订婚的女子，要她忽然改变她的情志，向别人表示爱恋呢？”

相比较之下，鲁迅的观点则有了历经世事的宽容和开明，他在1923年6月12日致孙伏园的信里写道：“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例如‘教员就应该格外严办’，‘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之类，想着都非常有趣，令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倘无报章讨论，是一时不容易听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堵塞了这些名言的发展地，岂不可惜？”

对于那些个认为男子死了老婆就不能再娶，甚至女人丧了夫就必须守活寡才能证明自己的贞洁的封建卫道夫来说，在一份报纸讨论如此光滑甚至富有挑逗青年的话题，自然是丢丑的事情。然而，鲁迅却嘲笑着说：“钟先生也还是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

主张顺从的许广平，终究没有顺从，而是在两年后，开始主动出击，用一个单纯女子的温暖的心靠近并捕获了鲁迅的爱。而主张揭开来看的鲁迅先生，并没有天天揭开爱情的伤疤，他深受礼教婚姻的害，却极少对外面诉苦。他的那位朱安女士，一直存放在母亲那里，自己独独不愿意享用，却也不忍心伤害她（鲁迅曾经和许钦文说过此事，不能休掉朱安，因为她回去以后活不下去的）。

然而，终于有一天，当他和许广平彼此都打开了心灵，在厦门大学，他说出“我可以爱”这四个字的时候。一切爱情的规则都突然没有了作用，爱情，和报纸上讨论的多数情节都关系不大，它只存活在两个人刚好遇到又刚好彼此温暖的内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