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靖国》骚动”第三幕：回东京反击

有村在内阁里完全像电视转播一样的攻防交锋影像并没有在3月27日当天出现在网上，据说是因为按规定，一般内阁的实况必须要在数天后才能公开。

从香港回到广州后，每天我都在抢救父亲的医院附近的咖啡馆里上网查看东京各种反应，每天都与制片人张云晖通国际电话。那时候，围绕《靖国神社》的舆论热火朝天，从宣传的角度来说，我已经没有必要出现在东京，而且，我的出现肯定也会引发更多的混乱，甚至安全问题也会成为大家的一个负担，所以张云晖就让我安心在广州守护病危的父亲。

4月初的一天，我在网上忽然看到了有村的视频。我真的是非常震惊和担忧。这远远超过了“上映中止”的冲击。依据有村的说法，出现在影片里的九十多岁的老刀匠对她说“出演该片并不是我的本意，希望删除我的名字和镜头”。这就意味着《靖国神社》问题已经转移到导演的人格问题，转移到电影是否侵犯了人权和肖像权的问题。我明白，想将《靖国神社》彻底扼杀的势力已经亮出了撒手锏。

原来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深呼吸回顾一下：3月12日，议员“审片”。3月19日，第一家影院退阵。3月25日，有村议员给刀匠老人打电话。3月26日，《靖国神社》在香港获奖，第二家影院投降。3月27日，有村议员参议院内阁亮相。3月31日，还想坚持放映《靖国神社》的最后两家影院宣布下马。4月第一个星期，上映声援风起云涌。4月1日，有村对文化厅和《靖国神社》兴师问罪内容公开。

我实在没有心思在广州再继续“隔岸观火”了。父亲从急救病房一转移到特护病房，我决定，我必须要回东京了。

4月7日，我一回到东京，就与有关方面开会，决定要在10日紧急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对有村议员的攻势进行反击。那时候，我最为特别的感觉是，我已经不能住在我东京平常的住所里了。我被安排到一个安静的宾馆里，成了我生活了十九年的东京的一个不速之客。我一走出宾馆半步，前台的接待竟然还会异常亲切地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知道，我的行踪已经进入了一个特殊的保护网。

当天晚上，我出现在TBS电视台NEWS23现场直播的特别节目里，我在节目里简单地表达了我对刀匠老人所承受的压力的担忧。有意思的是，那个节目的制作者还设法采访到了一位特殊的人物，那是一个只有21岁的右翼青年，正是他第一个开着宣传车到电影院，用高音喇叭抗议，导致了宣布下马的第一家电影院的出现。这位青年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并没有看过《靖国神社》，抗议是因为大家都在传言《靖国神社》是一部“反日电影”。这个面容童稚未消的右翼的露相，让日本社会一下子有了一种“黑幕不过如此”的感慨，都更觉得电影院取消放映“太没骨头了”。但是，我认为，导致电影院全部中止的真正势力，当然不是这个毛头小伙这么简单。那不外乎就是一个小小的出头鸟和替罪羊而已。

同时与我出现在演播室的还有一位日本重要的纪录电影导演，叫森达也。他最著名的纪录片是拍摄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及其幕后新兴宗教团体奥慕集团成员的《A》。他的观点是,从纪录片的特性来看，纪录电影本来就是一件主观的越轨的批判性的工作，政治家所要求的不偏不倚的所谓客观公正根本就产生不了纪录电影，只有电视台的报道才会虚构出所谓的“中立性”；而且，假如纪录电影必须要得到被拍摄对象的过目和同意才能发表，那迈克摩尔（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华氏911》导演）等所有的纪录电影就根本无法成立，纪录电影就只有走向毁灭。因此，政治家对《靖国神社》的非难并不能仅仅看做是针对纪录片的问题，其实也是对所有以现实为载体的传媒和艺术的挑战。他甚至认为，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回答是否给老刀匠看过完成片的问题，被拍摄对象一旦接受拍摄，也就等同于认可导演的使用权和最终剪辑权，当然，除非事先另有协议。

第二天，我还得知，也就在4月7日同一天晚上，支持靖国神社的电视台樱花频道巧合般针锋相对地播放了老刀匠亲自要求我将其影像删除的画面。

电视里，老人对着一张纸宣读了他的声明，说他被骗了，没想到会是这么一部影片。主持人说他是老人，年纪大了，说话不方便，所以要读。但是所有看过这个电影的人，都知道老刀匠头脑是很清醒的。一个90岁还在锻造日本刀的匠人，肯定有坚强的体能与理性，思维绝对清晰。震惊和气愤之余，我特别想亲自问问他真实的想法，但我一直控制着，最终没有给老人打电话。老人家到了必须用这种方式表态的地步，可想而知他面临的是多大的压力。他真的要求我将他删除的话，他随时可以与我和我的龙影公司联系。但他为什么从不直接与我们联系，传达他的要求和想法？

这个老人一出现，日本的社会舆论进一步分裂，社会上许多人都觉得，原来李缨是一个骗子，这个中国人导演有问题，居然欺负这么一个善良的日本老人。这是很绝的一招，老人出来说话了，性质就不一样了，他不同于之前的右翼，这个人是一个匠人，是一个普通的日本老百姓。原来倾向我的舆论，马上倒向老人那边，倾向我的人也将热情的手缩了回去，觉得还是我这个“中国人”有问题。甚至一直支持我的《朝日新闻》的最畅销的一份周刊《AERA》，也发表了一篇站在老刀匠的立场揭示《靖国神社》的“表达自由”的“欺骗性”的文章。最早攻击《靖国神社》为“反日电影”的《周刊新潮》，也马上发了一篇专稿：“受难英雄”的反日电影让“出演刀匠”上当受骗。

4月9日，我决定首先接受《朝日新闻》那份周刊《AERA》的采访。我花了将近两小时谈论我拍摄刀匠的过程和我们所有的交往，谈到了与老人之间关于这部电影在剪辑完成后给他看时的交谈，还有，更为重要的是，我第一次谈到了在影片里没有出现的，我也从来不对媒体谈论的关于老人与战争的关系，关于作为一个中国人与作为战争经历者和参与者的老人之间特殊的“情感与理性”的相处方式。

在这个采访结束之后，我又马上接受了日本最大的通讯社共同社的采访，阐明有村议员亲自给老刀匠打电话的行为是直接导致老人动摇的“政治干预”。共同社的通讯当晚发出，媒体再次哗然。

4月10日，紧急记者招待会在国会参议院议员会馆召开。

这个记者招待会，我面临很大的压力，当时我是整个旋涡的中心，各方非常担心我的安全问题。日本的警方作了各方面的准备，给我主持记者招待会的主办方为我找了四个专门的保镖。我到任何地方，前面两个保镖，后面两个保镖，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特殊待遇，一路上不知是自己生活在电影里，还是电影跑到了自己的生活里。走到举办发布会的地方，找一个特别的房间，我在里面待着，等待着招待会的开始。一切都对我的出没作了严格安排，记者招待会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能出现，进行到何时开始出现，出现只能出现多长时间，出现完了赶紧离开现场，然后进入哪个房间，有什么人守卫，什么人不能进入，等等。

记者招待会开始了。我一进去，整个屋子，满满的，有一百多家媒体，闪光灯、摄像机，一阵噼里啪啦，太夸张了，我也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那天同是达赖喇嘛访问日本的日子，达赖喇嘛也在搞记者招待会，一些记者过后对我说，那天直恨分身无术。

这是一个由十多位日本文化人联合举行的紧急记者见面会，主持人田原总一郎、电影导演是枝裕和、一水会顾问铃木邦男等纷纷发表声明抗议日本议员干涉《靖国神社》上映。主持人宣称：今天聚集在一起的人们不属于任何政党、宗教团体或企业组织，只是作为记者、影人、作家、漫画家、大学教授等“表达者”对影片《靖国神社》目前所处的境遇深表忧虑。我则呼吁日本社会超越靖国神社问题，树立真正具有多元化的文化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