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靖国神社的保安和右翼分子抢我的摄像机

很自然的，这导致在前期拍摄过程中，我们一直拆东墙补西墙，拍下来压力很大。靖国神社广场武士雕塑早期拍摄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去拍，自己背着一袋杂七杂八的器材，拍摄机器就是家庭式的DV，当时也仅仅有DV的摄像机，DVCAM还没诞生，现在普遍流行的HDCAM就更不敢想象。

靖国神社有很多旅行者也在拍摄，我早期拍摄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限制，因为没有多少人关注。你说我明确做什么片子，也没有明确，自己能不能做完这个片子，也不明确。但是时间长了，很多人注意你了，很多人会问：你在干吗？在拍什么？你是哪的？保安、右翼都关注，这些问题都出来了。然后再把你的摄像机抢下来，再把你拍摄的带子抢下来，一定要你抹掉或没收，这方面的难度逐渐越来越大。

哪怕是反对靖国神社的人，也对你非常戒备。连日本人都搞不清楚的问题，你怎么拍？你拍下来的东西，会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你到底什么想法？你用在不恰当的地方，会不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影响？我也争取过对本多胜一的采访拍摄，跟他接触的过程很不容易，因为他已经生活在很危险的环境里面，你传达什么声音，出现什么状态，每个人都有顾虑：你拍下来干什么？将来会怎么样用？他们把握不住的因素很多。稻田朋美之类的人也是很多的，我要拍摄他们，交往的过程自然非常不容易。各方面都觉得我很奇怪，不知道我的想法怎样，我会呈现什么样的作品，所有态度就都是非常有保留、有距离的。

这个过程你会非常孤独，非常痛苦。这种障碍是很大的，更不用说那时候也不可能有任何政府或者哪些方面的支持。

4风萧萧兮日本寒，北京瑞雪降

到2006年，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因为电影感觉已经可以开始考虑后期这部电影很厉害

制作了，而后期制作要花很多钱。而为了抓紧拍摄和完成《靖国神社》，我又推掉了一些可以名利双收的工作，比如受NHK之邀，作为总导演加入《新丝绸之路》系列节目的创作团队，龙影公司也作为制作公司参与承制，这是作为中国人的影视公司在日本百年不遇的一种礼遇和机会，但我们竟然也放弃了。

一年前，凤凰卫视同意做一个电视版，给了我们一些经费，那已经是很难得的帮助。凤凰制片人黄海波一直自称是第一个敢吃“螃蟹”，投拍靖国神社的人，我对他也非常感恩。但前期一点一点地拍摄，许多费用我们拖欠着以后再支付，依据公司积累的信用，那都是可能的，但是后期不行，那时候已经拍得差不多，要进行必要的补拍和进入后期制作，必须要有经费支持。而且，我那时也已特别坚信这部电影的价值，一定要设法找到经费将它转为35毫米胶片，进入影院公映。我想，我应该首先去香港电影节，对媒体说我正在做这么一件事情。到那个时候为止，我没有对任何方面谈我在做这么一部片子。那时候我知道，要促成这件事情，必须得把它公开。我决定去香港电影节“化缘”。

那时候我们真的到了特别艰难的状态，去香港电影节，宣传资料要赶，要印刷，制片人送我走，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我想找不到钱就不能回日本了，我想在中国总可以找到支持我的人。而香港电影节是最好的窗口。我剪了一个七十多分钟的片花出来，在香港电影节做了一个特别放映。片花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很多日本人看了很震惊，香港的媒体、中国的媒体也开始关注。香港电影节艺术总监李焯桃特别为我的影片素材的安全担心，他建议我要尽快对庞大的素材作出备份处理，并主动说如果需要，他个人也愿意为我提供部分资金。这令我特别感动。不过我那时相信会找到合作公司来帮我，也就谢绝了他的深情厚意。

然后我回国，到处找资金。非常多的人感兴趣，但是这个过程无比艰难。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题材太敏感了。他们觉得有风险，电影有可能不能在中国放映，投资者要考虑这个。舆论是舆论，情感是情感，资金是资金，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东西很实际的。到处洽谈，到处碰壁，我无比疲惫。

那时候我临时在北京租了一套小公寓，房东从网上了解到我在制作的电影的困境，竟然全家商量，决定免去我半年的房租作为对我电影的支持，我真是又羞愧，又感激，在这个向“钱”致敬的时代，不知如何才能向房东致敬致谢？为此我一直念念不敢忘却，现在在此权且向房东孟培夫妇致礼。

还有我父母和我父亲的一些朋友，也在为我着急，到处为我的电影摇旗呐喊，令我汗颜和振奋。

日本艺术文化振兴基金有对纪录电影的支持，我一直知道，当时制片人张云晖想，即使不可能，我们也试一下。她把申请材料准备好，我们报了。当时实在不敢抱太大的希望，没想到在第二年竟然获得了资助。

8月份，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做了一个白岩松与我对谈的特别节目，还特别介绍了我影片的部分内容和我的艰辛。当时制片人陈真以及台里的一些精通中日关系的重要人物都特别担心这个节目会通不过审查，但最后竟在小泉参拜那一天奇迹般地播出了。9月份，王志的《面对面》又给我做了一个特别节目，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我拍片的故事。

在这前后，在一些朋友帮助下，我又接触了一些气吞山河的英豪。有很多时候几乎达成协议了，他们又找顾问商量，都是说要慎重，就不了了之了。那时候我特别绝望。

有人会说，不会有一些民族企业家愿意支持吗？但这部电影实在已经超出“风险投资”的范畴了，这件事不可能政府出面做，政府不会介入，民间又要看政府的态度，这几乎已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惯性。不过，我还是很庆幸，最终，在年底，北京电影学院的张会军院长和中坤集团的黄怒波董事长在风雪中横刀立马，对我伸出了坚强有力的双手。

我们终于可以把中日合拍的机制建立起来了，并且最终获得了完成这部电影的可能！

2006年年底，北京第一场大雪中，我赶往北京电影学院，与中坤集团一起签署三家联合制作《靖国神社》的协议。窗外，瑞雪纷飞，扑向东瀛。我终于可以回日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