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曲直在于“度”

“度”是一个哲学命题，从本质上讲，“度”就是事物的内部规律性，这犹如真理的不可穷尽，需要不断追求和探索；但通俗一点也可以说就是“分寸”，就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

为人处世最难把握的就是一个“度”字，因为人世间的是是非非、曲曲直直大都因“度”而异。古人曾赞美一女子之美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以此说明其身材、肤色都适度，适度则和谐，和谐则生美。女子不能给人以美感，大概是什么地方不适度，或者太胖，或者太瘦，不是鼻子大了，就是眼睛小了。这种“度”不是用尺寸去量的，也不是用公式计算出来的，往往一目了然，仅凭直觉。但大多数事物是需要用一个标准去衡量的，这种“度”的把握就需要有根有据，不能仅凭直觉。

比如一条线是直的还是弯的，一段路是平的还是不平的，一个人是年长还是年少，一道题的答案是正确还是错误等等。而有些事物则需要从多方面去衡量，这种“度”就需要从多方面去把握。譬如廉与不廉的区别就需要从数量、目的等方面去把握，这个“度”掌握不好就容易混淆是非。我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正常的工作交往、经贸往来、业务交流等等花费开销不能视为不廉，但超过了一定的规格、标准、数量就有非廉之嫌，如果不是为公家、为工作而擅自消费，即使一元钱也属于不廉行为。如果因勤政为民、开拓事业而增加了1万元的招待费，不一定就是不廉；如果为廉而影响了百万元的工程建设，即使不花一分钱也不算作是廉洁的。我们不能因廉而废勤，要廉政更要勤政；不能把正常的接待当做腐败，也不能把腐败行为当做正常的礼尚往来。

坚持科学的“度”就要拒绝“太”，拒绝极端，拒绝过分，“超过”和“不足”同样不好。过去讲革命，现在讲改革，都是时髦和吃香的事情，但唯我独“革”，唯我独尊，也就不合乎客观实际。革命家并不是一年365 天、一天24小时都在干革命；改革家也不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在改革。人不能没有自信，但只相信自己，完全不相信别人，一点也听不进去不同的意见，结果大概不妙。谦虚谨慎是一种美德，但谦虚过了头，一味地说自己怎么怎么不行；谨慎得走路怕踩死蚂蚁，树叶掉下来怕砸破脑袋，便不是谨慎而是怯懦了。我们说要当一个好人，但若成了“老好人”，对什么都好，对于坏人和错误都置若罔闻，没有反驳，没有抗争，逆来顺受，这种人就不怎么好了。又比如要服从领导，但对领导唯命是从，不分是非曲直地言听计从，一律照办，也是容易出错的。正确与错误之间，在是非之间，保持中立是暂时的，终究要做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装出不偏不倚的姿态，不说好也不说坏，或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这不是“度”的正确把握，而是骑墙的做法、风派的招数，结果只能暴露一个投机者的本来面目。

当复杂事物的“度”不好把握时，有些人惶急中便拿些名人名言当做蓝本，一一对照，找出根据。其实，名人的话，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以及特定的条件下讲的，对同一件事，有时强调这个侧面，有时强调另一侧面，并非绝对真理。“文革”中不少对立的两派组织经常打“语录仗”，就是都用毛主席语录去批驳对方，有时“批”得还真“无懈可击”。所以，即使“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要与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奏效。

同一切客观规律一样，“度”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审时度势”的“度”是动词，它的学问比名词的“度”更需要智慧和机警，正确地估计形势，从而改变应对的策略。根据形势的发展，有时还得突破原有的“度”的平衡，从而使矛盾的双方向对立面转化，以达到新的平衡，取得新的“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