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错误观念以各种方式反复出现。1982 年围绕国债出现的国家银行危机就与附属担保物无关。主权债务国的信誉度是通过负债率来衡量的，比如，公债对国内生产总值或债息对出口的比率。这些比率被认为是客观标准，而实际上它们具有自反性。当20 世纪70 年代石油的美元价格循环增加了信贷流动，例如：巴西信贷比率的提高，鼓励了进一步的信贷流入，引发了泡沫经济。

不是所有的泡沫都包含贷款扩展，有些是基于股本杠杆的作用。最好的例子就是20 世纪60 年代后期企业集团的繁荣和20世纪90 年代后期因特网的繁荣。1996 年艾伦?格林斯潘在他的演讲中提到非理性繁荣时他错误的理解了泡沫。当我看见经济泡沫的出现时我极力主张买进股票，因此火上浇油。这并不是非理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泡沫增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管理者来调解的原因，因为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市场参与者们，不管他们是多么知识渊博和理性。

自反性不是经济泡沫展示自己的唯一形式。它只是最引人注目的、最直接的与有效市场假说相冲突的特征，所以它值得特别关注。但是自反性可以有多种表现方式。比如：在货币市场，上涨和下跌是对称的，所以繁荣和崩溃之间也是对称的。但却没有自我平衡的迹象。放任自由的汇率通常是在多年累积后以大波浪的形式来袭。

最为重要和有趣的自反相互作用发生在财政机关和金融市场之间。因为市场不能自动趋向平衡，所以它们易于产生周期性的危机。金融危机导致监管改革。这就是中央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演变方式。财政机关和市场参与者们在错误理解基础上的行动，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具有自反性。

泡沫只是间歇地发生，但是财政机关和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却是一直进行的。任何一方的理解的偏差都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得到限制，这是因为市场的反应为财政机关提供了有用的反馈，使得他们可以更正自己的错误。但偶尔，这些错误是无法自我更正的，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或是良性的循环。这种反馈回路和经济泡沫相似，因为它们一开始也是自我加强，最终却自我削弱。

认识到并非所有的价格扭曲都是由自反性引起的，这一点很重要。市场参与者不能仅仅基于理解而做决定，他们必须预测未来，而未来是人们尚无法断定的。所以这些决定具体怎样以及它们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都无法准确地预测。但是，人们却又不得不做决定。为了能做出正确的猜测，人们就必须知道其他所有参与者的决定以及这些决定的后果，但这是不可能的。

理性期待理论想要通过假定这里存在唯一一套正确的期待理论，并且人们的观点也都认同它去规避这种不可能性。虽然这一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是它却是目前大学金融经济学课程的基础。事实上，市场参与者们的决定都是在不确定的情形下做出的。

因此这些决定必然带有尝试性和偏见性色彩。而这正是价格扭曲的基本根源。

偶然的价格扭曲导致了泡沫经济过程的开始。但更为普遍的是，它们被消极反馈所纠正。这样，市场的波动就带有随机性了，我将这种泡沫和导致经济危机的泡沫比作游泳池边的浪花和大海里的波涛。显然，后者的威力更大而前者更为普遍。这样两种价格扭曲混合在一起，于是现实中的泡沫经济过程极少按照我的模型中的精确步骤发生。当经济泡沫十分强大且压制了所有同时发生的其他过程时，经济泡沫才会按照我的模型发生，但这种情形是十分罕见的。

分清近平衡条件和远平衡条件是很有用的，前者的特征是随机的波动，而后者则是被泡沫经济主导的。近平衡状态的特征是单调的，每天发生的事件反复出现，因此很容易通过统计学概括出来。远离平衡条件会引起特殊历史性事件的发生，它们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但却可以扰乱基于日常事件做出的统计学概括。

在近平衡条件下指导决策的方法不适用于远平衡状态。最近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所有的风险管理工具和合成金融产品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价格在随机出现的假定平衡中的偏离失效，以及那些在近平衡条件下依赖于精确模式的人们遭到重创。

通过最近的金融危机，我对远平衡条件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作为一个参与者，我的行动承受着巨大的时间压力，我无法获得所有信息，同样，管理它的财政机构也不能。就这样，远平衡条件变得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