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9 月15 日雷曼兄弟破产之后，金融市场不得不进行人为地维持。这对金融界和实体经济都是一个巨大影响。国家贸易遭受巨大的重创，但是人为地维持起效了，金融市场得以稳定，经济渐渐复苏。一年之后，这整个事件看起来像是一个人们不愿再提及的噩梦。很多人希望可以像对待其他危机一样应对此次危机，并且重新恢复经济，但现实并非如此，因为金融体系的毁坏迫切地需要修整。

我的分析给管理措施的选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首先，既然市场容易出现泡沫，财政机构就应该承担起防止泡沫变大的责任。艾伦?格林斯潘和其他一些人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这种责任。

格林斯潘宣称，如果市场不能识别经济泡沫，那么调控者也不能，他是对的。不过，即使财政机构知道他们有可能犯错，但是他们仍然得接受任务。事实上这样的话，他们可以从市场提供的反馈中受益，这些反馈会告诉他们该采取多少行动，然后他们就可以改正错误了。

第二，为了控制资产泡沫，仅仅控制货币供应是不够的，你必须控制信贷的可获取度。这些无法仅凭货币工具去完成，必须借助信贷控制。其中，最有名的工具有保证金要求和最低资本充足率。目前，他们并未考虑市场的情绪，因为市场被认为是没有情绪的。但事实上它有，金融权威们需要改变保证金要求和最低资本充足率来控制资产泡沫。

管理者必须发明新的工具或者重拾停用的工具。举例来说，许多年前在我初涉金融界的时候，中央银行曾要求商业银行限制它们对特殊行业的借贷，比如房地产或者消费贷款，因为他们觉得这些行业过热。市场基要派则认为对市场机制的贸然干涉不好，但他们错了。当我们的中央银行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发生什么经济危机。

今天中国的财政机构这样做了，因此他们对于他们国家银行系统的控制要好得多。在经济繁荣期间，商业银行需要保持的保证金增加了17 倍，当金融权威逆转这个过程时，银行乐意服从。或者，让我们回顾一下因特网的繁荣。1996 年当艾伦?格林斯潘说到“非理性繁荣”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除了演讲，他没有做出任何事情来扭转局势。他认为减少货币供应过于鲁莽，他是对的。但是他原本可以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冻结信贷股票问题的，因为证券的杠杆作用加剧了因特网行业的过热经营。

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就侵犯了他的基教主义观念。

第三，既然市场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除了那些影响个体市场参与者的危机之外还有系统的危机。参与者可能忽视掉这些危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仓位转让给任何人来摆脱风险；但是管理者不能忽视这些危机，因为如果太多参与者想法都相同的话，仓位的清算必然会导致交易中断或崩盘。他们必须监控参与者的仓位以发现潜在的不平衡。这意味着，所有主要的市场参与者的仓位，包括对冲基金和国家财政基金都必须加以监控。

一些特定的衍生物，比如信贷违约互换和触碰失效期权，尤其容易产生不平衡，因此它们必须加以管理，如果合适的话，可以进行限制或禁止。就像普通证券的发行那样，发行组合证券应该经过管理机构的许可。

第四，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市场是朝着一个单向且不可逆转的趋势发展的。财政机构在履行他们防止系统崩盘的责任时，对那些太大而不容易垮掉的大型机构给予了隐形保障。现在，只要有这样的大型机构存在，他们就没办法撤出保障。因此，他们必须施行一些调整措施用以保障这种隐形保障不会被继续使用。太大而不会垮掉的银行必须使用较少的杠杆作用，并且接受如何使用储蓄者资金的各种限制。存款不能被用于自营交易。但是管理者们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他们必须管理自营交易者的补偿方案以保证危机和奖赏是均衡对等的。这样做有可能会使自营交易者们离开银行业，转入他们真正归属的对冲基金业。

正如需要将油轮进行划分以保障它们的稳定性一样，不同的市场之间也需要防火墙。也许像1993 年的《格拉斯– 斯蒂格尔法案》那样将投资银行从商业银行中分开的做法并不实际。但是将不同的市场中自营交易分割开来是十分有必要的。有些想要占据准垄断地位仓位的银行必须撤掉。

最后，《巴塞尔资本协议》把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的风险等级定得比其他贷款的风险等级都低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忽视了证券中密集仓位的系统化风险。这是加剧危机的重要原因。它必须通过提高银行所持证券的风险等级才能加以更正，而这则可能减少贷款的证券化。

所有这些方法都将减少银行的赢利和杠杆比率。这就引发了一个关于时机的有趣问题。现在不是进行永久性改革的正确时机。

金融体系和经济远未达到平衡，而且，它们不能通过直接的纠正措施达到近乎平衡状态，就像当汽车开始滑动时，你必须首先调整轮于的方向才能纠正车的方向一样。短期内需要做的事情和长期内需要做的事情恰好完全相反。首先，对于已经失效的信贷需要通过唯一可信的资源加以取代，那就是国家。这意味着增加国债、扩大货币基础。随着经济的稳定，我们必须在信贷复苏的同时减小货币基础，不然的话，通货紧缩就会被通货膨胀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