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的投资十分的多样化，他现在拥有100 多支股票。他知道如何鉴定那些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股票。这就是他所做的。他不担心现在是不是一月，他不担心今天是不是星期一，更不担心今年是不是选举年。他说得很简单，如果一家公司值1 美元，那就用40 美分买进，总会有好事情发生的。于是他就不断地，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做。他拥有的股票数比我多得多，而且比我还不关心企业潜在的本质：我似乎对瓦尔特没有什么影响。而这也就是他的长处所在，没有人能对他产生足够大的影响。

第二个例子是汤姆·科纳普，他曾经和我一起在格雷厄姆—纽曼工作过，他的有限公司回报率是936.4%，标准普尔为238.5%。在战争前，汤姆是普林斯顿大学化学专业的学生，战争结束后，他成了个海滩迷。接着某一天他得知大卫·多德将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投资学的夜间课程。汤姆旁听了这门课程并对投资学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随后他被哥伦比亚商学院录取，在那里他获得了MBA 学位。他再次参加了多德的课程，然后又去上了本·格雷厄姆的课。三十五年之后，偶然有一次，我给汤姆打电话确认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些事情，我发现他仍在海滩上转悠，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他拥有了那片海滩。

1968 年，汤姆·科纳普和格雷厄姆的弟子——艾德·安德森以及另外一两个有着同样信仰的人组成了特维迪·布朗合伙公司。

特维迪·布朗创造了投资多样化的最高记录。他们偶尔也会进行控制股权的投资，但是被动的投资表现与控股投资是差不多的。有着775.3% 复合收益（标准普尔为270%）的红杉基金是由一个叫比尔·鲁安的人管理的，我是在1951 年本·格雷厄姆的课上遇见他的。在哈佛商学院毕业后，他进入了华尔街。继而，他意识到自己需要获得真正的商业教育，于是他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本的课程，1951 年初我们便是在那里相遇。比尔从1951 年到1970年之间投资相对较小的资金远比大盘的成绩好。当我结束了巴菲特合伙公司的业务后，我问比尔能不能建立一个基金来管理我们所有的合伙资金，于是他建立了红杉基金。红杉基金的建立处于非常不利的时机，也就是我离开的时候。他正好进入了两级市场，遇到了所有价值导向型投资者在比较性能方面所面临的困难。让我高兴的是，我的合伙人不仅仅与他站在同一战线，还追加了更多资金，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这里没有任何的后见之明。比尔是我唯一推荐给合伙人的人选，而且当时我也说过，如果比尔的成绩能够超过每年标准普尔指数四个百分点，那么他的表现就十分稳固。比尔的成绩远远比这要好，管理的资金规模也越来越大。这也使事情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毫无疑问，资金规模会拖累成绩。这也并不意味着当你的资金规模变大时你无法做得比平时好，只是超出的幅度会缩小。

如果你管理着2 万亿美元，而2 万亿美元碰巧是经济体内容的全部资产净值，你就别想比平时做得更好了！

需要补充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观察到的记录，投资组合在这整个时期内都几乎没有重叠。人们基于价格和价值的差别来选择股票，但是他们的选择却非常不同。瓦尔特持有的最多的股票，如哈德森纸浆纸业、掘都高地煤矿、纽约暗色岩公司，这些企业的基础都是十分稳固和扎实的，即使对于一个不怎么阅读金融类新闻的人来说，这些企业的名字也十分熟悉。特维迪·布朗公司选择的则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公司。相反，比尔选择的是大型公司。这些证券投资组合出现重叠的几率非常非常小。这些记录并没有反映出一个人掷硬币而其他50 个人只是尾随其后、随声附和的现象。查理·芒格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我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进行管理时的伙伴，这个朋友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自己成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我大概是在1960 年认识他的，我那时告诉他法律可以作为兴趣爱好，但是他可以做得更好。他后来成立了一家操作方式与瓦尔特不同的合伙公司。他的投资组合集中在极少数的证券上，因此他的成绩记录十分的不稳定，但是他仍然使用价值折价法来投资。他十分乐意接受自己的成绩上下波动，而他刚好也是一位精神十分集中的人，相对于96.8% 道琼斯平均指数来说，他的合伙公司有着1156.7% 回报的好成绩。然而当他开始经营合伙企业时，他投资组合的方法和我以及之前我所提到的任何人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