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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留给我宝贵的精神财富”(3)

红色记忆:领导人后代谈家事 作者:刘畅


母亲何宝珍,1902年出生在湖南道外城内(今道县江镇)的一个贫农家里。1918年,母亲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三女师青年团组织的负责人。这一年,母亲在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帮助下,来到长沙清水塘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住地。白天,母亲到自修大学学习,晚上回来,毛泽东还布置她读些进步书刊,并每天写一篇学习心得。

1922年金秋,父亲到长沙参加中共湘区执委会议,在清水塘与毛泽东会面,杨开慧妈妈将我母亲介绍给父亲,推荐她去安源工作。就这样,母亲到了安源。1923年春,母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和父亲结了婚。

1925年,母亲离开工作两年多的安源,随父亲奔赴广州,开始新的战斗。从此,父亲为革命四处奔走,母亲就跟着他四海为家。1927年4月,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的形势日趋恶化,父母亲不得不离开武汉,把我寄养在汉口一位工人家里。1932年,随着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和时任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中央决定让父亲迁往江西苏区,而母亲和我的小弟弟则留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这年冬天,父亲告别了母亲和弟弟刘允若,没想到从那以后,父母亲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次离别成了永别。

父亲走后,母亲化名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担任全国互济总会领导职务兼营救部部长。她四处奔波,争取社会力量,千方百计地营救被捕同志。1933年3月底的一天,一群便衣特务包围了母亲的住处。母亲意识到要出事,迅速把只有3岁的弟弟塞到一位邻居阿姨怀里说:“请帮我照看一下孩子,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

母亲回到屋里销毁了文件,从容地应付前来逮捕她的敌人。母亲开始被囚禁在上海市公安局,敌人多次对她严刑拷打,始终没有结果,敌人无奈,判她15年徒刑,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牢房。

然而,由于叛徒告密,母亲的身份最终暴露。审判官宣布:“是死是活,两条路由你自决!”母亲冷笑:“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1934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母亲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年仅32岁。

我在襁褓之中就离开了母亲,至今已有80多年了!母亲的样子,我只能依靠仅有的一张照片去感受。

生命中的父爱和两份母爱

自从1938年回到父亲身边后,我似乎成熟了许多,不再是那个孤独无助、饱受摧残,甚至想以死来结束自己生命的脆弱女孩。延安就像一个大家庭,和睦、团结、欢乐。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谢飞妈妈。她慈祥、漂亮,常怜惜地把我搂在怀里,让我感到很温暖。谢飞妈妈13岁参加革命,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后和父亲在延安结婚。谢妈妈对我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

一年以后,12岁的我刚刚感受到家庭的幸福,又被送往苏联国际儿童院和专科学校学习。这一待就是10年。1949年,当我再次回国时,已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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