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车站台上，我见到了新妈妈王光美。后来我们一直相处得很融洽。因为她比我大不了几岁，我还不太习惯，不知道叫她什么好，有时候什么都不叫，她也不在乎，该怎么关心我，还怎么关心我。我回来住哪个房间，都是她亲自帮我安排。我骑车子上学校教书，她担心骑车太冷，给我买来皮棉鞋，生活上缺什么，她都能察觉到。作为一个继母，她的照顾实在太周到了。

我回国后，父亲和光美妈妈把我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我一边教俄语，一边学中文。父亲总是叮嘱我：“中国的事情你还不懂，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他对我的学习要求极严，每次他看我的学习笔记都让我提心吊胆。

由于学校远，有一次离校回家，我给中南海汽车队打了电话，请他们来接我。这件事情被父亲知道后，他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我。一年冬天，我悄悄对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给我买一身绒衣绒裤吧”，这件事也受到父亲的批评。他直接告诉我，“你思想上的毛病很多，要接受思想改造。”每逢周六、日回家，他总是把我说得不高兴，有时甚至把我说哭了。我对父亲当时恨铁不成钢的心情非常不理解，甚至很抵触。我想，我还要接受改造？我出身好，小时候受苦受罪，又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受教育，什么是资产阶级也没见过，哪里需要改造？

1951年，我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预备党员，考核期满，即将转正。父亲知道后，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说我没有达到党员的标准，不同意转正，还说不管什么人入党，都要坚持党员标准。经过这次思想上的巨大震动后，我开始认真思索和检讨自己，也开始逐渐地了解父亲。

父亲自己一生严于律己，生活朴素。1964年，光美妈妈去搞“四清”。她走后的第三天，父亲拿出一个陈旧的小木盒，对刘振德秘书说：“这是我家的钱柜，里面还有些票证，是光美交给我的，我交给你，你看看该用什么地方就从里面取。光美走时留下一个开支单，每个月发了工资，你按照她那个单子分配就是了。”刘秘书打开一看，很惊奇，这哪里是钱柜，充其量就是个杂物盒。所有的钱加起来总共才23.8元。

道不尽的人生沧桑

1965年，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和哥哥刘允斌、弟弟刘允若三个15年没有见面的同胞兄妹，在北京相聚。父亲对我们三人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鼓励我们要积极上进。

爸爸谈话之后，我实在坐不住了，和哥哥相约离开北京，扎根边疆。我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干就是近20年；而哥哥继续西行到了包头。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和大哥同行，竟是我们兄妹的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