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父亲去中央苏区工作，娇小瘦弱的母亲已怀胎十月，父亲抚摸着她的肩膀，安慰道：“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她）远志吧！希望他（她）有远大的志向。”父亲离开上海7天后，我便出生了。由于叛徒的告密，我才出生百日，就和母亲一起被敌人抓进监狱。

我是当年监狱中最小的囚童。牢房的恐怖可想而知，母亲当时的身体不好，奶水很少，养活才百天的我成了大难题。多亏狱友们的相助，他们从菜汤里挤出仅有的一点油花儿，给母亲补充营养。我靠着母亲仅有的一点乳汁，维持着生命。每次敌人审讯，母亲就装成什么都听不懂的农村妇女，使劲儿掐我的腿，让我大哭大叫，吵得敌人不得安宁，草草结束审问。

这就是我，从来到这个世界睁开眼，还没有见到过父亲。

半年后，在党组织的极力营救下，我们母女终于平安出狱。母亲出狱后不久，便接到周恩来伯伯的电报，让她立即去中央苏区工作。她当即把我送回了湖南老家，托付给年迈的奶奶照管。

因此，从我开始记事起，爸爸妈妈是谁，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全然不知。奶奶就是我唯一的至亲和依靠。

6岁那年，我算是第一次看见了母亲，她把刚满一岁的妹妹远征也送到了奶奶这里。奶奶让我叫母亲“表姑”，还没等我看清“表姑”的模样，那个又瘦又小的身影就行色匆匆地走了。又过了不到一年，和我们相依为命的奶奶突然病逝，我和妹妹成了孤儿。

恐惧和饥饿，以及“共党崽子”的叫骂声，是我童年最强烈的记忆。后来，好心的邻居王婆婆收留了我们，年复一年，我们过着清苦的乡村生活。

窑洞里的幸福时光

1946年，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我15岁。突然有一天，有人来湖南接我们，说带我们去延安见爸爸。原来我们不是孤儿，我和妹妹既兴奋又紧张。

7月11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朗朗的晴天。我乘上了去延安的飞机，一路上一直在向人们打听爸爸妈妈的样子。“你爸爸戴着黑边眼镜，留着小胡子，手里常拿着一根拐棍；你妈妈最好认，在延安看到最矮最瘦的女同志，叫她妈妈准没错。”

当我走出机舱门，一个很矮很瘦的女人等在那里。我激动地扑了过去，但却怎么也叫不出“妈妈”两个字，无论我怎么使劲儿，就是叫不出。妈妈把我搂在怀里，疼爱地呼唤我：“大女儿，大女儿！”

汽车向延安城里驶去。在新市场——延安唯一的大街上，一辆吉普车在我们对面停下来，妈妈说：“快，去叫爸爸，下车的人就是你爸爸。”果然，他与人们描述的一样，只是那身灰布军装不怎么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