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将我抱进了吉普车，里面坐着朱德和康克清妈妈。我憋足了劲，喊了一声“爹爹”，爸爸竟然没反应，倒是朱德答应了一声。我用一种不理解的眼神望着他，心里不乐意。妈妈说：“大女儿，延安的小朋友都管朱德总司令叫爹爹，他以为你是在喊他呢。”朱德伯伯抚摸着我的头，用浓重的四川腔说：“大女儿，你今天看到了爸爸妈妈，也认识了我这个爹爹，高兴吗？”我说不出一句话，泪水不知不觉流满了脸颊。从那一天起，我不仅有了爸爸，还有了爹爹。

虽然来到了延安，但我与父母相聚的时间并不长。很快，我就到延安中学住校了，只有周末才能回家。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暂时撤出延安。这件事却给我和父亲的相处“创造”了机会。

本来，爸爸让我跟学校行动，一家六口人分散五处：大妹妹远征随着“保小”（延安儿童保育院小学）转移；妈妈带着小弟弟随中央工委过黄河；小妹妹远芳远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爸爸和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

我从小严重营养不良，患有夜盲症。在夜里转移，几乎就是个“瞎子”，只能靠前面同学背包上拴一条白毛巾，隐隐约约地随着小白点跟进。一天夜里过河，我的右脚趾骨摔裂了，伤势很重，发起了高烧。一个认识父亲的士兵，自作主张，把我接到父亲身边。

那天下午，全身剧痛的我心情却和初到延安时一样兴奋，因为我又可以和父亲在一起了。父亲把我带进了一间窑洞。这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格局与一般“一明两暗”的房子差不多，里面有三个房间，是党中央驻王家湾时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和父亲四个人的办公室兼宿舍。

我就这样和几位重要领导人同住在了一个窑洞里，我想我可能是全中国唯一与这么多领导人一起生活过的孩子。

大窑洞里，毛主席和江青住在右侧的房间，中间屋里住着陆定一和周恩来伯伯，爸爸带着我住在左边的房里。我的床，就是窑洞里的一个炕洞（当地老百姓用来存粮的地窖）。每天睡觉，爸爸把我放进去，早晨再把我提出来。说来难为情，有几次爸爸忙得忘了提我出来，害得我只好把炕洞当成厕所。

父亲是个幽默乐观的人，即使条件再艰苦，我与他在一起，每天都充满笑声。我记得陕北的蚊子和臭虫多得出奇。看到父亲工作那么紧张、劳累，常常一支烟从点燃到熄灭，还顾不上吸一口，而可恶的小臭虫却叮得他烦躁不安，我就每晚点上蜡烛烧臭虫。我手持燃着的蜡烛，顺着炕洞中的每一条缝隙，一路烧了过去，火焰中臭虫被烧得“噼啪”响，我们形容这声音为“炒芝麻”。日子久了，一到傍晚，爸爸就会提醒我：“大女儿，‘炒芝麻’的时候到了。”就连周伯伯也时不时诙谐地说：“该你来消灭另一个战场上的飞机（蚊子）和坦克（臭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