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华回忆说，“文革”期间，父亲受冲击，一度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西“蹲点”，但这反而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父亲15岁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工，养成了一辈子爱读书的习惯，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在“文革”动荡中。

“翻开父亲读过的这些书，能清楚地看到他用不同颜色的笔留下的道道、杠杠、圈圈及批注。当时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又身处逆境，但看着这些字迹，可以想见他老人家是怎样全神贯注地在读书，又是怎样专心致志地在思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1970年12月，在怀柔农村任教的陈伟华给远在南昌的父亲写了封信，述说了自己的学习愿望。陈云接到信后，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给二女儿回信。他在信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他又教给女儿，怎样从《马恩全集》中找到必须看的《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封普通家信，却成了一本永远读不完的教科书。

1971年4月，陈伟华才有机会到南昌去看望父亲。一天吃过晚饭，陈云把陈伟华叫到身边，“你还要多了解世界的大事，爸爸送你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这几天你把它通读下来，我要提出问题你来回答。”在南昌探亲的20多天里，陈伟华和父亲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在读书中度过的。

“南昌的生活条件比北京差很远，春天刮起大风，温度很低。父亲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每天都要读书到深夜11点以后。他在南昌一共住了两年零七个月，除了每天去工厂参加班组会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用来读书。”

肩上挑着6亿人的生活

陈伟华认为，正是父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孜孜不倦地学习，才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可以说，父亲的3卷文选，从头至尾贯穿的正是这种精神。”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直接领导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为巩固新生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且他对经济建设有自己独到的认识。

“1956年父亲在八大就提出国家市场跟自由市场、国家计划跟自由市场的关系，认为需要有市场做补充，”儿子陈元曾回忆说，“我父亲看问题有一种历史观，他往往从各个国家和不同阶段对比当中去看问题，他并不是很相信一种特别的模式，比如说苏联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