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农业非常困难，陈云经过调查研究，提出来可以用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改变农村政策，结果在当时被认为是修正主义，错误路线。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再次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

陈元读中学的时候，正好是困难时期。有一次他问父亲，为什么好久不去公园散步了，因为父亲原来特别喜欢散步，去了公园跟苗圃花工能一聊聊好半天。他说：“现在群众吃不上饭，我没脸见群众。”他老说：“我肩上挑的是6亿人民的生活，我得对得起老百姓。”

“因为心里有一股气支撑着他。”在儿女眼中，虽然父亲经历过政治上的众多挫折，承受很大的压力，但他内心总能保持平静，丝毫没有悲观失望。

1977年恢复高考后，陈伟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大学这个知识殿堂，她有了系统掌握中国和世界历史知识的机会，眼界更开阔了。1982年大学毕业后，陈伟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后又被抽调到广电部工作。

成为一名国家干部，陈伟华有了安定感。此时，陈云却突然听说现在学校非常缺教师，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教师社会地位比较低。他立即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为了起带头作用，陈云说服女儿“归队”——回到学校去当一名教员，“你是师大毕业的，就应该教书育人。”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放弃人人艳羡的国家机关干部去到中学当教师，这毕竟是人生角色的一次重大转换。考虑再三，陈伟华在1985年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成了一名历史教师。

核桃、评弹伴晚年

陈云生前曾给家人定下“三不准”原则：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还特别交代，孩子上学不许接送，不许搞特殊化。陈云以自己的言行、品格影响着他的儿女们。

“父亲70多岁时，医生建议他多活动活动关节。当时我还在辛营公社工作，那里盛产核桃，我找到公社的老乡，挑了两个核桃送给父亲。”谁知他这一搓，就再没有放下过，这对核桃成了他的心爱之物，伴他走完了生命的旅程。无论居家还是外出，陈云都少不了攥在手里。天长日久，核桃被磨得锃亮，他也越发喜欢，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