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贯正确的人和事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斯大林的错误和苏共的错误，也无法被永远隐藏起来。而掩盖错误的结果，就是“公开性”里发生的激烈反弹。人们因为被欺骗和愚弄了，于是他们有理由不相信这部“历史”，进而，他们对所有苏联官方编写的历史，也都不再相信了。这种在苏联民众中的逆反情绪，使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遭到极大破坏。假的历史更易于被人“妖魔化”。人们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仰，在短时间内轰然坍塌了。

这个教训对还在执政的共产党说来，非常重要。说自己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历史更不能被随心所欲地涂抹。涂抹的结果，是引起更大的怀疑。一个郑重的党，必须学会从对历史的真实叙述和分析中，获得人民的认同、信服和支持。问题在于，怎样分析自己的错误和“找寻”犯错误的原因？怎样确定对这种“找寻”尺度的把握？同时，在怎样的时机进行对错误的分析才最为有利？等等，都需要加以研究。

如果说，共产党从根本上就是为一己私利而存在，那是荒谬的。之所以荒谬，是因为它不符合基本的历史真实。中国近现代百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人经历了三个“不可逆转”：革命不可逆转；社会主义不可逆转；改革不可逆转。在这三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擎大旗者。它立于历史潮头，代表和引导着时代的先进力量。无论承担多大的牺牲，它都勇敢地坚强地走下去。其实，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要让人们理解这些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讲透其中的道理，让所有中国人包括今天的青年人信奉它，是极为重要的。

至于党犯的错误，则表现为理论意识形态中更为敏感的部分。承认错误和解释错误，是历史阐述必要的两面。重要的是，不但要承认错误，更要分析和解释犯错误的原因。例如，你必须深刻合理地说明：“既然共产党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的，那它为什么会犯那样严重的错误”之类的问题？

说到“好心办坏事”，人们还是会将信将疑。当人在纷繁的历史现场进行活动时，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实事求是虽好，但并不是时时处处都能轻易做到。因而，有好动机也不能保证不办坏事。那么，什么才是避免好心办坏事的保证呢？

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是指体制）。尽管导致错误的原因有许多，比如思想意识落后于现实、理论修养没有达到相应高度、国内外压力所造成的紧张等等，都会导致执政过程中的错误。但执政者犯错误的最重要原因，还是缺乏对犯错误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例如党内民主制度与国家法律制度。所以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严肃的苏联历史学家也是在制度层面上对苏共历史问题进行分析的。针对“公开性”中提出许多问题，他们指出：“这种研究（按指所谓揭露斯大林曾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等说法）的意图显然是想把斯大林设想成阴险狡猾、精神不健全、道德精神品质卑劣的人，可以把一切罪过都归结给他。 但是，制度本身却与此毫无关系。我们所有的不幸就在于领袖的个人品质 如果明确地说，就是许多人希望牺牲斯大林来拯救斯大林主义。但这却意味着回避了问题的基本实质，绕过了这样一个问题：斯大林在多大程度上是其执政期间强化了的制度的缔造者且同时又是这个制度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