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位继承集中表现在皇太子册立问题上的争夺。道理很明显，一旦被册立为皇太子，若不出意外，或者说没有像建文帝被取而代之，其皇太子朱文奎莫知所终这样非常之事，就必然会登上皇帝宝座。

从郑贵妃产子这一年的二月起，大臣们就开始上疏要求皇上册立五岁的常洛为东宫太子，这实在令人扫兴。按万历帝自己的想法，"子以母贵"，宫女生的常洛凭什么跟贵妃生的常询比呢？可大臣们"非嫡立长"的执著，又让他无法反驳。他想，也许时间一长，大臣们会改变主意？想到这一层，万历帝下了一诏："元子（即长子）尚弱小，册封仪式等二、三年后再举行吧。"

可是他实在低估了大臣们的力量。从万历十四年起，要求立储的奏章就接连不断，没完没了。那些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立常洛为太子的，就是被贬官、夺俸、廷杖、削籍，也在所不辞。他实在没有想到，朝廷上一班吃皇粮的大臣们，为什么就是不肯体会他的苦衷呢？更可气的是，这些大臣明明全都是拥立常洛的，却还要分什么浙党、东林党，相互指斥，借题发挥，互相攻击，闹得万历帝不得安宁。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皇帝手诏：册封常洛、常询为王，至于立储的事，等皇后娘娘生了龙子再说吧！这一下，朝臣大哗，群起反对。皇上不得已，只得于二月宣布停封。接下去，为着朱常洛的出阁听讲、成年冠礼、成婚等等，万历帝总是找着借口，能拖就拖，和群臣唱起了对台戏。

这一拖，就拖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八月，大臣沈一贯用"子复生子，孙复生孙，早享天伦"说动了万历帝的心，他也就松了口，答应过些日子就为皇长子行大礼。终于，和群臣打了十五年拉锯战的神宗皇帝，在这一年的冬季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册封常询为福王，赐田两百万亩，与太子同行冠礼。

然而，虽然让朝臣赢了这个回合，万历帝仍有些不死心。他迟迟不让福王赴封地就藩，这又引起了朝臣的纷纷议论。他们据此推测,万历帝册立太子不过是权宜之计,福王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因此必须进一步坚决斗争。好容易硬拖到了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福王离开京城就藩了，朝议才稍稍平息。后来的史书把这二十多年立太子的争执，叫作"国本之争"。当时大臣们认为，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定，才可以从容谈论他事。而大臣们费尽心机，不惜抗命争来的朱常洛这个"本"，却远远不能尽如人意。

一般说来，皇子不同于百姓之子之处，至少有三条：一是正名位，二是延帝祚，三是受教育。后者就是到外廷读书，在讲官辅导下学习，掌握治国的本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教育是极为重要的，相信后天的教育可以造就或改变人的品性、才智。汉代贾谊曾就太子的教育问题写下煌煌大论，认为"人有六行，细微难识"，即认为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乐，但由于"细微难识"，需要后天的引导与教育。而世间之主有上、中、下之分，上主与下主都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是中主。上主、中主、下主之间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差异。中主可引而上，也可引而下，这就决定了教育太子的必要性。

历代太子在六、七岁时都要开始读书学习，接受正统文化的熏陶。为此，宫中还设立了负责教授太子的老师，都是由皇帝严格挑选出来的学识渊博、德行高洁的文臣。世代研习儒学者才有资格担任太子老师。太子老师称为师保，从职官上讲是六个职位，即：太傅、少傅、太师、少师、太保、少保。傅者，傅之德义；师者，道之教训；保者，保其身体。师保与其他辅助官吏一同组成太子官署--东宫官署，师保是东宫官署的负责人。

万历帝五岁起就开始读书，却一直不允许朱常洛读书。谁建议让皇长子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这无论怎么说都有点变态了，毕竟是亲生儿子啊，虎毒不食子呢。

朱常洛长期被禁闭在宫中，直到十三岁时，才第一次出阁读书，之后又是长期辍读。十九岁时，再次奉旨出阁读书。这样断断续续的读书生活，使他没有受到良好而系统的文化教育，因此，他无力以强大的内心抵御成年遭受冷遇的寂寞，只能沉湎酒色，度日如年。在以后的岁月中，这"惑于女宠"是要了他命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