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六，熹宗正式登基，受朝臣朝拜以后，摆驾回宫，所回的便是乾清宫而不是慈庆宫了。熹宗下旨令西李至哕鸾宫居住，这是明代宫女养老之地。西李这一搬，当皇太后把持朝政的企图终成画饼，她在政治上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移宫"后数日，哕鸾宫失火，经奋力抢救，才将李选侍母女救出。"移宫"风波才算暂告结束。

梃击、移宫、红丸三案，是明末三大疑案，它们首先是皇帝的家事，可更是政事、国事。皇室内部的矛盾，是最高统治阶层中所有矛盾的集中反映。这些案件，直接牵连到皇帝、皇太子、皇子、皇太后、皇妃、外戚、内廷太监、外廷阁部府院以及地方官员。对此，群议纷纷，至明亡方止。平心论之，李选侍应立即移宫，红丸案应归罪李可灼，杨、左等人如此主张，是朝议中比较客观正确的观点，也是正大光明之举。

但是，在此之外，指责李选侍为武则天，有称霸野心，指斥李可灼存心弑逆，则不免过激与苛责，有失公允。而且，从更深层次来看，在明代，如果皇帝年幼，或出现其他特殊情况，内阁、外廷只有取得当朝皇太后的支持，方能有所作为。在没有生母及皇太后和其他人可以控制后宫的情况下，内臣势力便会乘机弄权。宫中与熹宗朱由校有关系的只有曾受宠于光宗的李选侍，光宗在临终前曾"命封选侍为皇贵妃"。如此说来，在内廷，唯一能够起到节制作用的只有李选侍一人。当时的东林党人没有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忽视了朱由校在内廷所处的特殊环境，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清除李选侍，将其驱逐出政治舞台，希望由自己控制皇帝，结果事与愿违，不仅造成了后宫无主的局面，又使孤立无依的顽童皇帝迅速地依靠魏客集团。从政局的发展看，这显然是一个失误。东林党人轻易地葬送了自光宗即位后开启的新局面。

方从哲的过错，在于常常模棱两可，一定要说他勾结李选侍，授意李可灼，也不免深文周纳，令人难堪。熹宗并非明君，在宣扬李选侍过错时，不留余地，而应该加罪于李可灼、崔文升时，又迁延不发，后来虽然一戍一放，其后复又赦免。如此昏愦，其实不值一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而杨、左等忠臣，岂不是争非其人？

怪癖误国的明熹宗

"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莫过于皇帝了，因为他们是专制社会的最高统治人，其作用大于任何名臣良相。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起，到公元1911年清宣统帝退位止，在两千一百三十一年的时间里，共产生了三百三十一位皇帝。明代的皇帝们一共十七位，都很有个性。有要饭当和尚出身的开国者太祖；有为了争夺皇帝位子，把自家晚辈拆分的成祖；有二十多年不上朝坐班的神宗；有开酒楼卖猪肉自封大将军的武宗，还有，就是擅长木匠手艺的熹宗朱由校。

万历、泰昌两朝，皇位的更迭，宫廷的谲变，对于朱由校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特别是他的父亲泰昌帝即位一月即崩，举国上下，乱作一团。这年，他才十六岁。他的生母孝和王太后和光宗的正宫孝元皇后郭氏分别已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和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死去。光宗朱常洛死后，朱由校已成孤儿，这在明代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

这时的朱由校，还没有被祖父万历帝立为皇太孙，也没有被父亲泰昌帝立为皇太子，更没有出阁读过书。万历帝在世时，始终不肯立这位长孙为太孙，也不肯让长孙出阁读书。直到临死前才留下遗嘱：皇长孙宜即时册立、进学。几天以后，泰昌帝即位，册立朱由校的仪式自然应该从皇太孙变为皇太子。但是泰昌帝并不热心册封太子，后来在大臣的一再请求下，才下旨："钦定册立东宫，择九月初九日。"但人算不如天算，九月初一，泰昌帝竟然驾崩。朱由校皇太孙未做成，皇太子还没来得及做，书本一天也没正式读，竟然要继承皇帝大位。这样的皇位继承者，有明一代，也仅此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