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在万历时期就是保护与辅佐朱常洛、朱由校的主要角色。他的学问、人品据说极高，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好太监的典型，在当时宫廷内外、朝野上下享有不低的声望。

朱常洛当皇帝后，王安已经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掌印太监属大内主管,与外廷之内阁对举，被人们称为内相。明人笔记中，常有"宫府之间"这句话。宫，指的就是司礼监；府，即政府的意思，指的是内阁。司礼监与内阁，是替皇帝办事的两个最重要的衙门，司礼监号称内宫"最权贵者"。

司礼监掌管"皇城内一应礼仪刑名"、"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章奏文书及照阁票批红等事"。它对明政权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使皇权。司礼监最主要的职权是"掌印、秉笔、随堂太监掌管批红及宣传谕旨"。特别是代帝批红，在当时被称为"批朱"。从明宣宗破例叫太监王振代笔之后，司礼监不但要将皇帝的谕旨宣传下达且掌握了批红奏章的大权。到正德时，宦官刘瑾任此职后，"以狗马鹰犬、鼓舞角抵取悦于武宗"。而刘瑾一手掌握了国家的决策大权，横行霸道于朝廷内外。二是掌管厂卫。司礼监还控制着东厂、西厂、锦衣卫等机构，掌管伺卫、缉捕、刑狱。由世宗开始命司礼监太监兼理东厂。这样，使司礼监集生杀大权于一身，具备了更加绝对的权力。

明代的秉笔太监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在十岁之前，就因为他们的天赋聪明而被送入宫内的"内书堂"，也就是特设的宦官学校。内书堂的教师都是翰林院翰林，宦官在这里所受的教育和外边的世家子弟几乎没有不同。毕业之后逐步升迁，所根据的标准也和文官的仕途相似。有些特别优秀的秉笔太监，其文字水平竟可以修饰出于大学士之手的文章辞藻。所以他们被称为秉笔，在御前具有重要地位，决非等闲之辈。他们和高级文官一样服用绯色袍服，以有别于低级宦官的青色服装。有的人还可以得到特赐蟒袍和飞鱼服、斗牛服的荣宠。他们可以在皇城大路上乘马，在宫内乘肩舆，这都是为人臣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他们的威风权势超过了六部尚书。但是这种显赫的威权又为另一项规定所限制：他们不能走出皇城，他们与文官永远隔绝，其任免决定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他们也只对皇帝直接负责。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五月，熹宗叫王安继续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对于这个有着无与伦比重要性的职位，《明史》称王安对此任命"以故事辞"。王安为何要辞，此"故事"为何，颇费索解，要细加考查才能明白。其实，"以故事辞"者并非真辞，是照例有此一个过程，意在表示责任太重，恐惧不胜，先辞一辞，等待皇帝再次安慰勉励，再奉诏就职。熹宗可能不明"故事"，也可能真的出于体恤，居然真的准辞了。如果王安担任了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个职位，天启以后的局面，应该会大不相同。

最初，虽然内阁首辅仍是"浙党"首领方从哲，但当时被称作是正人君子的东林党人可以主导政局。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叶向高成为内阁首辅，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邹元标任都御史；天启二年，孙承宗入阁，兼掌兵部事，赵南星任都御史，第二年改吏部尚书。此外，高攀龙任左副都御史，杨涟也升至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升至佥都御史。不少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官员，如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等这些正直之士都在朝中分据内阁、吏部、都察院及科（六科）、道（十三道）各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甚至具备一定的优势。东林党人一向比较关注社会问题，看到"民不聊生，大乱将作"的现实，它们反对大地主侵占田土，反对矿监使四处掠夺，要求改革弊政，加强君主集权，因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由于杨涟等人在帮助朱由校即位时出了很大的力气，因此，熹宗对东林党人也是非常信任，言听计从。

这时的东林党人本可以乘此势力大张之机表现得大度一些，把万历年间的京察、国本之争、"三案"的争端等一笔勾销，弥合与齐、楚、浙诸党的罅隙。可是东林党人党见太深，一味意气用事，以致党争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魏忠贤专权的惨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