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的结果，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网"五十七人，那么共计三百一十五人。可见"阉党"声势之大。

建生祠，与孔子平起平坐

大黑暗时代最大的变异，就是为了夺取政治上的利益，无耻之徒特别茂盛。魏忠贤的热爱者们对魏忠贤感恩戴德，何况他们的主子也很看重这种感激，并要求他们体现到行动上去。忠不忠，看行动。当然，也只有被证明是忠诚之人，才有资格和机会，步步升迁，进一步尽忠。可惜的是这种关系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彼此只好心照不宣了。

魏忠贤对荣誉的迷恋近乎到了疯狂的地步。问题在于，像魏忠贤这样功高盖世的救星，该有的荣誉全都有了，陈词滥调已不足以颂德歌功，更不能反映出丰功伟绩。因此对于献媚者而言，就必须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功夫不负有心人!朝廷内外众多的官僚掀起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运动。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贤的宗庙。为活着的人建造的祠堂，称为"生祠"，是那个专制时代畸形心理的产物，以满足祭者和被祭者各自的政治功利目的。

坚守道德固然需要勇气，谄媚尤其需要勇气。一个人的廉耻必须丧尽，或降低到某种程度，叫人脊背发紧的言语，才说得出口；叫人汗流浃背的文章，才写得出来；叫人肉麻抽筋的行动，才做得出来。始作俑者浙江巡抚潘汝桢谄媚的勇气简直太大了。他在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二日向皇帝提议，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他的奏疏这样写道："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致祝厘"。通篇都是颠倒黑白的拍马溜须之词，为魏忠贤涂脂抹粉无所不用其极，把虚构的"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势统统归功于魏忠贤。这种献媚之举正中魏忠贤下怀，所得到的"圣旨"--其实就是魏忠贤的意思--如此写道："据奏，魏忠贤心勤为国，念切恤民……宜从众请，用建生祠，着于地方营造，以垂不朽"。明熹宗还为这个生祠赏赐匾额--"普德"，这不仅明白无误地表明皇帝完全同意为魏忠贤建造生祠，而且以题写祠额的方式亲自为建生祠推波助澜。此例一开，善于钻营的官僚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和皇帝的态度，趋之若骛，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一时间似乎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应天巡抚毛一鹭建生祠于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于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宣大总督张朴建生祠于宣府、大同，山西巡抚曹尔桢建生祠于五台山，如此等等。

在短短一年之中，供奉魏忠贤的生祠，如雨后春笋，遍及神州大地。一时之间，天底下最气派、最漂亮的新建筑大概都是生祠。

为造魏忠贤的生祠，各路官员是费尽了心机。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自然不必说，最要花功夫的则是魏忠贤的偶像。魏忠贤的偶像，都用沉香木雕刻，眼、耳、口、鼻栩栩如生。腹中的内脏，也都用金玉珠宝来做。髻发之上，还留有一穴，用以簪插四时香花。据说某地生祠中魏忠贤雕像的头做得稍稍大了些，小太监给它戴冠时戴不进去。匠人在边上看得既怕又急，便顺手用刀把头像削小一点，终于把帽子给戴了上去。小太监见此竟然抱住头像放声大哭，悲痛万分，就好像匠人削的不是木像，而是魏忠贤本人一样。

魏忠贤生祠塑像今天在陕西尚有遗存，身穿四爪蟒服，眉心有一肉珠，脸上无胡须。当地百姓不知情，一直将魏忠贤的铜像当作佛像供奉了上百年。

到了天启七年(公元1627)五月，有位叫陆万龄的监生，突发奇想，向朝廷建议，要求把魏忠贤供祠于国子监，配享孔子，而把魏忠贤的父亲，配享启圣公。陆万龄是这样陈述理由的："孔子作《春秋》，厂臣(指魏忠贤)作《要典》(指《三朝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了东林党。礼宜并尊。"

这位陆监生的意思是，孔子之功，是作《春秋》，诛少正卯，魏忠贤作《三朝要典》，诛杀东林党，也可与之相提并论。既然贡献差不多，魏忠贤也就可以与孔子平起平坐。不过这位陆监生当时尚无资格直接上书魏忠贤，所以只得请国子监司业林 代奏。 林 阅后，用毛笔一涂，当天就挂冠棂星门辞职而去。另一位司业朱之俊却代为奏请，朝廷认为陆监生讲得很有道理，下令实施。而那位不愿代奏的林 则被削籍。目不识丁的魏忠贤，竟然可以与万世师表的孔圣人在国子监平起平坐，同享供奉，而这样的主意竟是由熟读孔圣之书的一位监生提出来的，不知孔圣人对此有何想法。

区区一个宦官，气焰嚣张到如此地步，这真是中国历史莫大的悲哀。而以为巍峨的纪念馆就能压住天下人的愤怒，自己便可以永享太平，远离恐怖，这实在是一种荒谬绝伦、掩耳盗铃的自我欺骗。

我们看到，明朝的朝政大权，实际上已经完全落到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手里，皇帝的"傀儡"作用都已经可有可无了。而明朝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还没有亡国呢？这倒反而像是个非常费解的问题。后世的史家，有人以为是明朝的"群臣互制"起了作用。实际上，在魏忠贤"生祠"遍天下的时候，"群臣互制"的作用已经完全破产。客观地看来，魏忠贤不敢于篡皇帝位，可能主要还在于受到了传统观念与军事力量的制约。一则因为他是太监，历史上没有太监作皇帝的先例，他不能不顾虑天下臣民不服；二则他并没有掌握到足够的军队，明朝所封的藩王随时可能起兵"靖难"，他不能不怕；三则魏忠贤的党羽，所作所为都是不得人心的，起"生祠"、呼"九千岁"都只是一时趋炎附势的假象，并不可靠。总的来说，是因为他的把戏，原本是"狐假虎威"，只有"虎"在的时候，"狐"才可以有威，一旦没有了"虎"，"狐"就没有威了。这就是说，在魏忠贤专权时，明朝本来该亡而没有亡，是因为当时可能篡位的人，被历史偶然地安排为一个太监，受了封建社会传统观念和各种条件的制约，太监不敢篡皇帝位，这才是熹宗时明朝该亡而没有亡的真正原因。

魏忠贤以一卑贱役宦，而至擅政权阉，上配先圣，下并君主，可谓恶贯满盈。有人说，明崇祯帝朱由检所以未能挽救内外交因、危机四伏的明王朝，在很大程度上是魏忠贤乱政祸国所造成的。虽然，崇祯铲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但是，由魏忠贤祸害所造成的明王朝衰败之势，对企图励精图治的祟祯来说，也是无力回天的。魏忠贤之祸终于使崇祯帝冠上了"亡国之君"的罪名，这不能不说是朱由检的不幸。